“重行”无疑是中国伦理学之为中国式伦理学、中国伦理学之区别于西方伦理学的又一极其显著的特征。而诚如古人“行不远身,行之本也”(《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一语所明喻的那样,其重行的根据与机理亦唯有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根身性”才能得以真正的解读和说明。易言之,强调身体必然要强调行为,正如强调意识必然要强调知识:既然中国伦理学以“尊身”为旨,那么其也必然以“重行”而立宗。故中国伦理学既是一种强调“修身”的身体性学说,同时又不失为一种推崇“修行”的躬行主义的理论。  对于古人来说,正如其古汉语所示,“身”字与“生”字异名同谓,“生”被视为是“身”的代称。又古人所谓的“生”乃为“天人合一”之“生”:“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王夫之《周易外传·无妄》),意即“生”就天而言为“生”,就人而言为“行”。故古汉语中“身”字即“躬”字,而后者同时兼有“亲身”和“躬行”二义。这样,古人的“身”、“行”合一,“身体”即为“力行”之旨由此就揭橥而出。而身体作为道德的载体又意味着身体行为与道德行为须臾不可分离。故我们看到,古人不仅以“履”训“礼”、以“行”训“礼”,一如《说文》中“礼,履也”,《荀子·大略》中“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所云;同时古人还以“行”训“德”、以“操”训“德”,所谓“德行”、“品行”、“行谊”、“行状”,以及所谓“操守”、“操行”、“操介”、“操履”、“情操”,适足形容之。  因此,与西方传统坚持“美德即知识”、“恶行即无知”并最终流于“唯心主义”的伦理学不同,不是知识的认识而是行为的践履、不是“以心控身”而是“身体力行”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中心内容。早在古《尚书》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说命中》)之说,为我们首揭出古人“重行”之旨。尔后,在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里该重行之旨又被得以进一步推崇。孔孟不独教人皈依于所谓的“敏行”和  “践行”,还诚如顾炎武所云,在他们的著作中“性命与天道”为其所“罕言”,而“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却为其所“恒言”。接着,为汉人所推出的《礼记》一书代表了古人对周礼的又一次文化复兴,旨在通过整理“国故”重归去今已远的古代行为伦理的传统。人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传统虽随着后来的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勃起而渐趋消退,然在明清之际其又如初阳朗照般地再次得以中兴。薛瑄所谓“验于身心,体而行之”、王阳明所谓“一念发动处便是行”,王艮所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刘宗周所谓“本体即在功夫中”、顾炎武所谓“经世致用”,如此等等恰足为其表征。众所周知,在明清众多思想家中,鼓倡行为伦理最不遗余力的当属被誉为“先生之力行为今世第一人”的清代巨儒颜元。他把皓首穷经斥为“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的“吞砒”之举,把种种心性之学视作“镜花水月”、“望梅画饼”的“泡影学问”,并释学习之“习”字为“如鸟数飞以演翅”,训格物之“格”字为“手格其物”、“犯手实作其事”,提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独尊以“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为内容的尧舜周孔之道。这一切,不仅是对业已流于“心口悬空之道”的宋明理学的颠覆性的批判,而且同时也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鞭策下,对中国古代行将沦胥以亡的躬行主义伦理这一所谓“实学”、“正学”的再次昭揭。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既然古人所推崇的行为是一种伦理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实际上就完全不能基于主客关系维度加以诠释,而唯有依据主体间关系维度才能得以理解。或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该行为不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行为,而是一种“交往”意义上的行为。因此,该行为既与西方思辨哲学中的立足于人对自然的征服、人之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的行为宗旨有别,又与西方科学中作为生物机体之于生物环境的“刺激—反应”活动的行为相距甚远。它乃是身、行一如地使根身中潜在的“一体之仁”得以真正实现的“践形”,乃是身、生不二地从我的一己之身向族类的社会身的不断的生成。  一旦伦理行为被视为是族类生命的生成过程,那么这不仅意味着该传统伦理行为乃为一种发端于男女夫妇的我与你之间的对话,而且意味着该对话以一种历时性的方式而非共时性的方式展开和发生。而这一切,最终使一种语用论的“动态的互文主义”的伦理行为,也即一种基于所谓“时”的伦理行为成为真正可能。故《礼记》谓“礼,时为大”(《礼记·礼器》),《易》谓“与时偕行”(《易经·乾》),《诗》谓“物其有矣,唯其时矣”(《荀子·不苟》),而郭店竹简亦有“穷达以时”之论。同时,也正是从这一唯时主义的伦理行为出发,才使古人坚持“义者宜也”,不是以必然的“必”而是以适宜的“宜”释“礼义”之“义”,才使古人不仅主张人的伦理行为应该“因时制宜”,而且亦“时位相关”地强调人的伦理行为应“因地制宜”。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伦理实质上乃是一种极其典型的情景式的、交谈式的伦理。人们从孔子这一“圣之时者”身上看到的东西足以为证之。孔子虽被人仰视但却从来不以权威者自居,他只谦逊地承认自己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老师,他的工作仅仅是与弟子你问我答地相互切磋,他很少遽下断语甚至坦言自己言语有失之处。此外,他对弟子的教育总是因人设教、因机设语而从中寓含着深刻的启发,与他相处你会感到一团和气,与他交谈会使你如沐春风如被时雨。所有这一切,恰与苏格拉底的貌似对话而实为“争辩”、“较真”的伦理,更与基督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宣称“我是王”、“要听我的话”的那种坚持“非此即彼”的权威式的戒命式的伦理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伦理已不失为一种“消解伦理”或“后伦理”的伦理。易言之,在中国古代伦理学里,伦理已失去其一成不变的规定而成为一种不落方所的所谓的“无体之礼”(《礼记·孔子闲居》)。故孔子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孟子提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荀子·大略》),乃至王阳明最终提出“良知即是易”(《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在其学说里,伦理与“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的“易理”已完全成为异名同谓的东西。因此,“经非权则泥”(柳宗元语),在中国古代伦理学里,其伦理行为之“经”与伦理行为之“权”已相为表里地联系在一起。正如郝大维、安乐哲所说,古人行礼如同习字,其既遵循一定规范又为个人自由创造留有余地。故对于古人来说,“嫂溺,则援之以手”并非与“男女授受不亲”之礼相抵牾,“汤放桀、武王伐纣”并不意味着对“臣事君以忠”的古训之否定,甚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一“为亲者讳”都被视为“直在其中”的道德品质为孔子加以礼赞和称颂。  因此,从这种时的伦理行为、这种“无体之礼”中,古人毋宁说为我们推出了一种不无生动不无圆融的人类伦理的最高化境。在这一化境中,既无道德的唯意志论的安身之所,也没有道德的决定论的委命之地;在这一化境中,不仅伦理中的自律与他律的对立涣然冰释,而且伦理中的语义和语用二者也已不再判然有别。此即古人的“应感而发”、“见机而作”的“时中”,也即古人的语义之诚实与语用之真诚相统一的“诚”,也即孔子自述中所明揭的作为人生命之巅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它向我们表明,古人的“立于礼”已礼艺相通地“游于艺”,在中国古代伦理学里,其对之诚惶诚恐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为道德禁忌的伦理的“礼”,最终竟如《说文》所谓“美与善同意”、孔子所谓“尽善尽美”所示,与优美的、从容自如的和作为“无法之法”的艺术的“艺”别无二致而滚作一处了。  《易经》“履”卦卦辞曰:“履虎尾,不咥人,亨”。从这一极其夸张而富于想象的隐喻里,不正是为我们活现出古代伦理行为(“履”)的践行者所身怀的“游于艺”的绝技吗?
为达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共识,任正非及华为高管想尽办法、不遗余力。任正非更是亲力亲为,高声疾呼“提拔那些屁股对着老板,眼睛盯着客户的人”“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与客户形成不打领带的关系”“陪客户吃饭是干部的重要责任”,坚决处罚“与客户假喝酒”,用《深淘滩,浅作堰》向员工传达与客户的关系。真诚对待顾客,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华为人以其为组织原则,并不断矢志不渝地坚持。(一)研发一款“不卡牙的牛肉”在华为入职培训中,十分注重传递核心价值理念,尤其是以客户为中心。一位培训讲师提出了一个产品设计的案例:“如果一个客户吃牛肉总是卡牙,市面上剔牙的牙签都不好用,提出需要一种质量上乘、高端的牙签。如何设计一款好的产品俘获客户的心?”所有在设计牙签的同学都答错了。真正的答案是:研发一款不卡牙的牛肉。这就是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挖掘需求背后的真实需求。(二)坚守在利比亚的华为“战士”2011年,利比亚战事爆发,众多欧美知名移动设备商纷纷在第一时间选择撤离,中国政府也安排专机接送在利比亚的华人华侨,面对这样严峻的人生考验,是选择回到祖国家人身边还是坚守在客户身边?华为不少员工选择了坚守,因为华为人知道,此时网络和通信的安全与稳定对于客户是多么重要,在客户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留在客户身边,帮助客户确保网络和通信的安全与稳定。当然华为员工也知道这样的选择会伴随着莫大的风险,甚至牺牲,但为了客户,为了网络的稳定,华为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以客户为中心”。这番坚守也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和赞誉。利比亚战事结束之后,华为在利比亚获得了远远超越竞争对手的移动通信设备订单。(三)Mate8抢红包功能优化微信红包一夜爆红,当时华为Mate7在抢红包体验方面与iPhone6相比略显逊色。为了让客户能够享受更极致的体验,华为特别成立“微信红包抢得快工作组”,以项目组的形式快速推进,华为人在Mate8上软件硬件齐发力,并一举超越。自此,Mate8的抢红包功能独领风骚,成为排行第一的手机终端。(四)海豹突击队+万里长城(无线研发部门)无线研发部门发明了这种工作模式。底层架构研发团队强调“修万里长城,板凳要坐十年冷”;直接面向客户的应用平台研发团队推行海豹突击队模式,从而使整个研发团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和快速应变力有效结合。即任正非说的“修长城”,坚固的万里长城上跑的是“海豹突击队”,“海豹突击队”在“长城”上建“烽火台”。
搭赠、累计奖励、竞赛、坎级提成、资信条款、订货会、合作推销、销售人员激励、推销辅助、合作广告等。1.搭赠搭赠的使用,非常普遍。往往以设置一定坎级,比如100件搭几件或10件搭几件的方式。这个坎级量为搭赠获得的门槛,订货量不到设定的门槛,不享受搭赠政策。使用时,要根据客户的平均进货量,来决定坎级的大小。经销商级别,一次进货量比较大,就要以100件或更高坎级。分销商或零售商级别,由于进货量较低,则要更低一些。10件搭几或者几十搭几都可以,不可千篇一律。坎级制定可以比平均订货量高10%~30%,具体参见订货会里面的描述。大品牌有时常将搭赠方式用于新产品上市强制铺货,将主力产品的100搭××件新产品,强制配发到经销商,再以××搭1的方式铺货进终端。或以组合箱搭赠,在主力产品的箱内放置一定比例的新产品或待推广的潜力产品,主力产品搭赠100+6低坎级,组合箱则以100+10的较大力度售卖。这些都是一些知名品牌搭赠促销的额外变换方式,要灵活应用。特别注意,搭赠只是一种方式,一种市场费用发放的方式,仅仅是发放下去而已,如何去使用搭赠下去的费用才是关键。都叫搭赠促销,但是不同的企业,用不同的管控方式,造成的结果可不一样。大企业的搭赠,一般有团队去监督规划和执行,下达搭赠政策后,具体将搭赠费用规划为针对分销商、零售商或消费者的促销活动,将费用使用到合适的市场。或者将搭赠折算为费用率,规定这些费用投放到哪些促销上去,由经销商凭借执行单据来核销。小企业的搭赠,如果只依靠经销商的自觉去做这些动作,将很困难控制到位,造成的后果是容易被截留费用,最后只能成为经销商的额外利润或市场窜货的资源。2.累计激励针对整体达成,或者新产品的上市销售,推出达成不同销量,给予不同百分比的奖励,比如新品销售额达到50万元,额外返1%,或者整体达成100%,额外加返1%等,很能激发经销商的热情。累计激励的坎级参看下面订货会的坎级。
几天之后,占立华给我介绍了一个经销商,我们在长春一间咖啡馆里见了个面。这个人叫成子高,原来也是做销售的,现在刚刚出来创业,正在找上游供应商,他介绍说吉林CM有个项目需要仪表,成子高通过朋友联系到占立华,占立华又推荐给了我。我先问成子高有关吉林CM的情况。成子高说,他以前做视频设备的,在吉林CM做了四五年的项目,跟分管采购的副总关系不错。他以前没接触过仪表这一行,需要我们多给一些支援。这次吉林CM一次要采购四五百万元的通信仪表,他提前知道这个消息,就马上找到我们。我又问成子高:“你的老朋友,那位副总是最终决策人是吗?”成子高说:“是的,他最终同意就能行。”我接着问:“你打算怎么做这个项目呢?”成子高说:“按他以前的套路,先拿一批设备给他们做个试点,试用好了,就安排进入招投标,再通过公开招标签合同。”我说:“我们仪表是进口的,虽然我们是总代理,但是利润还是比较低,所以安排免费试用是做不到的。”成子高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我说:“最好让吉林CM先试采购一两台,我们承诺不满意可以退货,我会派占立华全程跟进这个试点,保证仪表不出问题,而且我们的仪表在这个行业的技术积累是很不错的,试点期间如果能安排一次大一点儿的技术交流会,会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吉林CM我去拜访过,他们的仪表80%都从我们的竞争对手上海远方那里采购,你只有和我们合作,才能竞争得过上海远方。”成子高说:“客户80%的仪表用的是上海远方,零星采购另外一个品牌,不是很好操作。”我出个主意:“再过一个月,全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会进入采购时段,那个时候,每家的仪表都会缺货,你可以运作一下,让吉林CM直接找上海远方要一大批货,上海远方肯定拿不出来。这个时候你把我们推荐出来,相信吉林CM一定有人质疑,于是先少量采购一点儿,做个试点,就顺理成章了。”成子高说:“那个时候他们缺货,你们能保证有货吗?”我说:“为了保险起见,你提前付个定金,我们公司就把货给你留着,到时候你的合同一签,我就马上把货送到吉林CM的门口,一天时间就够。”看到成子高有点儿犹豫,我说:“不用担心你的定金,如果吉林CM那个时候没有买这两台仪表,我的东三省辖区内有人要货了,我让他找你拿货,最差你平进平出,很有可能你还要小赚一笔。”成子高说:“行,我先这么运作着,郑总你看我们是不是先签个合作协议?”接下来我们两个商量了一下合作协议的条款,互相承诺在这个项目上,都把对方当成是唯一合作伙伴。最后走的时候,我叮嘱成子高:“你让领导控制一下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先慢一点儿,等缺货的时候再提出采购,这个试点才能成功。”
市盈率又叫收益乘数或收益倍数(EarningMultiple)。它表示买卖双方以高于当期收益多少倍的价格交易一项特殊的资产。当然,这项特殊的资产就是股票。所以,市盈率表示资本市场认可的资产价格的高低。市盈率是衡量企业股票价格水平和盈利潜力的重要指标。市盈率高低,对于企业和投资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企业来说,市盈率表示自己销售的资产价格的高低。假设某只股票的市盈率是10,意味着企业可以按每股10倍于当前利润的价格出售股票。如果每股利润是1块钱,则1股股票可以卖到10块钱。一般情况下,市盈率越高,说明企业股票行情越好。市盈率这个指标对企业有很多用处。它可以帮助企业估算股票发行价格。发行企业可以参照已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再结合自身每股盈利水平,二者相乘即可得出股票的发行价格。还可以帮助企业估算自身价值。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当期利润乘以市盈率就是它的价值。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找一个和它经营情况最相近的公司,用它的市盈率作参照。用自己公司当期利润乘以这个市盈率,大致就是它的价值。对于投资者来说,市盈率表示自己购买的资产价格的高低。假设某只股票的市盈率是10,意味着投资者在按每股10倍于当前利润的价格购买股票。如果每股利润是1块钱,则每买1股这只股票要花10块钱。总之,市盈率意味着投资者以几倍于当期盈利的价格购买了一项资产。由于市盈率是一个分数值,它的大小既受分子的影响,也受分母的影响。在当期利润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者都看好某只股票,会抬高这只股票的价格,从而推高它的市盈率。某只股票的市盈率越高,往往意味着这只股票越抢手、越热门。在这个意义上说,市盈率意味着某只股票的热门程度。股票价格是投资者实际付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投资者投入的本金。每股收益是投资者实际所得到的东西,可以理解为投资者获得的收益。所以,市盈率又被叫作本益比。本益比或市盈率的倒数,就是投资报酬率。假如某只股票的市盈率是10,就可以理解为:投资者购买了一项资产,这项资产每期可以给他带来1块钱的收益。因此,他的投资收益率是10%。或者说,他收回全部投资需要10年。在这个意义上说,市盈率意味着投资回收期的长短。在当前市价确定的情况下,市盈率越高,意味着投资回收期越长。投资回收期越长,则意味着投资风险越大。市盈率越低,投资回收期越短。投资回收期越短,则意味着投资风险越小。在这个意义上说,市盈率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大小。关于市盈率,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好公司市盈率很高,坏公司市盈率往往也很高。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公司每股利润高,但它的股价更高,所以它的市盈率高。坏公司股票价格低,但它每股利润更低,所以它的市盈率也高。尽管市盈率都很高,但说明的道理是不一样的。
三、移动互联时代品牌打造的5个步骤 互联网时代,营销的本质并没有变,还是需要我们把握需求、满足需求、控制需求。但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时代,打造品牌的工具和方法却一直在变化。以前,通过大规模的广告运动和推广活动让消费者知晓品牌(知名度),然后再通过缩小范围进行有针对性的告知和推广(认知度)。这时受众缩小了,再通过连续的有针对性的推广和活动形成美誉度,直到忠诚度的形成,之后形成良好的品牌联想,最终成为口碑,即消费者帮助我们去传播。互联网时代的品牌怎么做?刚好相反,先做口碑,再做忠诚度直到全面覆盖受众。以下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时代品牌打造的5个步骤。 第一步:先做极致口碑极致口碑来源于什么?当然是极致产品,没有好的产品,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怎么做到极致呢?第一,小而精。如果一年推出几百种产品,要做到“极致”很困难,但如果一年只推出几款产品,就可以做到。第二,界定好边界。品牌都要有边界,一个品牌只能代表某类消费群,而不能是全部的消费者,所以要有所界定和取舍。如娃哈哈做地产,做超市,做童装,甚至做白酒,都不会成功。第三,快速革新和升级。任何一位顾客都不希望十年如一日看到同样一种产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口碑的来源是超出客户的期望。如宜家的购物环境体验。笔者认为,宜家的购物体验总体是非常好的。到了宜家,上扶梯可以看到扶梯外面还有一个保护装置,大概是防止儿童乘梯出现意外,让人感觉很贴心;在一张床垫的旁边或者一张沙发的上面,会看到这样的温馨提示:请躺下(坐下)试试。而在国内很多卖场,会看到这样的提示:非请勿坐。一看到这样的“警告”,你会想立马转身走掉! 第二步:由极致口碑形成忠诚度有人说,互联网时代是去中心化、媒体碎片化、没有权威的时代,因为大家自身都是“权威”,是媒体,这话不无道理。但笔者仍然认为互联网时代一样可以形成品牌忠诚度,一样可以塑造伟大的品牌。由内而外的品牌塑造,更有爆发力和穿透性;由铁杆粉丝、“骨灰级”玩家形成的口碑,带动最核心的目标用户,完成最关键的消费群(圈子)建立。这些用户是种子用户,可以不断进行向外的辐射和影响其他用户。 第三步:忠诚度到更大的美誉度种子用户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向更大的消费群进行扩容。实际上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口碑、忠诚度的消费群还是小范围的,也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如小米的粉丝从100人发展到1000人的时候。但如果要达到10000人到10万人,甚至百万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其一,需要社会化媒体的参与。如微博对于陌生人之间的营销和话题性炒作或者传播效果非常好,引发事件等于在陌生人之间快速传播。其二,需要最终“引流”到目标消费群上。一般通过活动形式开展,如微博的抽奖、关注转发有奖等手段,在内容上有趣好玩。 第四步:美誉度到更广泛的认知度精准的做消费群和社群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在小的圈子获得认可进行变现,营销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渠道的分销。一款产品的全面畅销,一定是线上、线下的货畅其流。从美誉度到更广泛的认知,其实就是要让传统媒体参与进来,利用传统媒体的优势,更广泛的覆盖消费群体。这一步是借助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特别是免费的传播,为品牌的继续强化服务。 第五步:认知度到全部受众的知名度经过以上的四个步骤,基本完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品牌打造。最后是需要线上和线下的结合,打造一个全社会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时候需要央视等全国知名的传统电视、杂志、报纸等媒体平台的参与。很多互联网品牌,从诞生之日起,从没有在传统媒体上打过一分钱的广告,直到有了很好的口碑,才在央视或者卫视打出形象广告。这个时候,是品牌全面覆盖消费者的时候,也是互联网时代品牌建立的最后一步,也是快速且成功的建立一个公众品牌的时候。从品牌营销的角度来说,这5个步骤当然不是孤立存在的,但从企业价值、顾客价值的角度上来说,“知名度”绝对不是品牌的一个初级阶段,而是品牌的终极阶段。需要不断地扩大知名度,要不厌其烦!美誉度、忠诚度当然可以起到口碑传播、带动销售的作用,但“知名度”覆盖达不到全体受众,就不会成为一个全社会有影响力的品牌。只有让更多人知道,才有更多的销售机会,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没有“知名度”,一切销售都是空谈。这也是跨国公司需要不断进行传播的深层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