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贫富分化，实现社会平衡（包括商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衡），客观上要求国家垄断经济资源。除了垄断自然资源，还要有大量的商品储备——政府要防止自然灾害和私商投机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谈到唯有丰足的储备才能掌握天时的变化。

“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致有卖儿卖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储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储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努力生产。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这就是掌握天时，应对年景变化的办法。’”（原文：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𥼷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𥼷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𥼷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

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管仲》强调积累和储备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世界政治还没有统一的条件下，经济战仍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管子·事语第七十一》以反对“泰奢”这个虚拟人物思想的形式反对泰奢，即过度的消费主义。

“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不对。’桓公说：‘为何不对？’管仲回答：‘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像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至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 （原文：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

梁启超进一步解释说：“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挹（音yì，舀，把液体盛出——笔者注）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19

《管子》上述经济主张与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t 1789—1846年）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斯特认为，英国当时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其前提条件是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已经存在，而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大同世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的，弱小国家不得不用保护性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培育自己的工业，同英国抗争；平等的工业地位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以及各民族大联合的基础。李斯特在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雄辩地论证说：

“流行学派（指当时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笔者注）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各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得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20

对于土壤漏失水分，无法生产粮食的国家，《管子》的作者主张发展林木业，制造用精美木器来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上说：“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