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研究中，虚构理论世界的建筑术首先是描述出未来的美好蓝图，然后再确定未来与现实实践的逻辑联系，现实的真实性要由未来蓝图进行筛选，现实的价值性就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一部分符合未来模型的变成了正值，另一部分自然成为负值。这里，会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理论能否能够重返实践。作为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并不认同这种主流范式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鲁克继承了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传统，强调只有实践才是产生真理的来源。德鲁克注重管理实践，强调在实践中感悟管理真谛。德鲁克指出：“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展现伟大精神的组织，都是借由实践而达成。美国最高法院可以让迂腐的政客转变为伟大的法官；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英国海军也借由实践，打造出著名的团队精神；世界上最成功的‘幕僚机构’——耶稣会的精神也是基于有系统的实践。”302

德鲁克的管理学注重对企业运行中的实际现象进行剖析，强调通过实践为管理学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而非削足适履的标准化条目或数学推导。他的研究强调了管理理论的实践性、递归性和自反性，指出管理理论要与人的理解相沟通，思想的传播应当与管理实践者的经验总结相联系，以配合他孜孜以求、拯世济事的古道热肠和智慧的芬芳。“管理是一门学科，这首先就意味着，经理人员付诸实践的是管理而非经济学、计量方法和行为科学。无论是经济学、计量方法还是行为科学都仅仅是经理人员的工具。但是，经理人员付诸实践的并非经济学，正好像一个医生付诸实践的并非验血那样。经理人员付诸实践的并非行为科学，正好像一位生物学家付诸实践的并非显微镜那样。经理人员付诸实践的并非计量方法，正好像一位律师付诸实践的并非判例那样。经理人员付诸实践的是管理。”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到德鲁克对管理学实践性的评价。

德鲁克所描述的是企业管理实践中存在的事实真相，这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令我们感到震惊不仅仅是“事实”本身的魅力和价值，还有德鲁克强大的穿透管理真相的洞察力。德鲁克相信存在着一类与管理学虚构文本截然不同的“真实的”实践文本，管理学所孜孜以求的最高价值就是通过书写保存实践的“真实性”。管理学著作意味着“事实本身就是观点”，它也验证了德鲁克的一句名言：“管理就是实践”，这句话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文字中，更体现在管理学家的行动中。可以这样说，德鲁克的管理学是根植于管理现实上，而非纯粹抽象的原则和原理。如同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福布斯》(Forbes)杂志在一篇有关采访他的文章题目所称，他是“就事实论事”(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303

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参与社会实践，是德鲁克聪明过人的选择；有远见地审视时代的变革，是德鲁克大智慧的体现。德鲁克本质上是一个关注“社会实践问题”的思想家，具有揭示组织及其管理问题本质的思维力。他具有一个管理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同时有能力并有兴趣从纷杂的现象中发现关键命题，形成核心概念。这就是通过分析实践问题，发现其背后的东西来揭示组织及其管理的本质，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他发现，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其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这就成了“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的命题。推而广之，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是一个所谓的“机构型社会”。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非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组织成员就是社会公民，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员工型社会”。

德鲁克关心组织及其管理的现实实践问题，这使他的管理学道路与传统管理学家并不一致。现代管理学的形式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大部分管理学家难脱窠臼，而德鲁克则独具一格。从某种程度上说，德鲁克可能更接近社会科学的古典传统，即用平实的语言对公众讲话。这是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卡尔·马克思的传统。德鲁克的语言文字功夫一流，早在德国《法兰克福纪事报》(Frankfurter General Anzerger)作为财经撰稿人时就练就了犀利和炉火纯青的文笔，自称是“新闻人”(journalist)，自然明白管理学要想走得远，必须写得明白清楚。西方著名文化史大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塞斯历史讲座教授(Seth Low Professor of History)雅克·巴尔赞(Barzun,1968)304这样评价到，德鲁克的著作是“难得一见的佳作，其结构铺陈如此完美，用字遣词如此流畅，让人阅读起来完全不费力……每一页都是作者渊博学识与思想长期积累的结晶。”305

从《管理的实践》一书的写作开始，德鲁克非常关心管理学著作的实践作用，他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个概念的“金钱价值”是什么？他在其著作中轻视那些“只会为特定概念取好听的名字，并一味讨好读者”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强调，“效果”才是测试新概念最准确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德鲁克反复在其著述中强调实用性的重要，这不仅成为他的招牌信条，更让他的管理学与实际第一线的经理人产生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在直觉上，他对任何先验的世界观一向非常反感。但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这种观点开始有所修正。德鲁克认为，管理实践需要一个借助正确观念导向的外部世界来实现，而这个世界经历的每一个事件，都要受到来自不同角度观点的批判，从而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不完美但还可以继续运作的”世界。

面向真实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用平实的语言写作以及深信实践效果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标准，这让德鲁克离所谓的主流管理学越来越远。这表明德鲁克的实践理论，具有列宁所说的实践的品格，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306普遍性的品格是实践与理论共同具有的，不仅理论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实践也具有普遍性的品格。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德鲁克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这当然与德鲁克的个人经历有关。实际上，德鲁克关心组织及其管理的现实问题还受到凡勃伦作品的影响。德鲁克认为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的经济学强调对人的复杂行为动机的把握，这需要通过加深对现实实践问题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从德鲁克“引导消费、创造顾客”理论对凡勃伦(Veblen,1899)《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307思路的传承来看，有一定的道理。德鲁克通过对技术发明、广告、促销等手段的观察，发现生产商的技术发明、广告、促销等使消费者出现迷失，最终成了生产商的俘虏，而是生产商在引导消费，自己创造了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