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德鲁克出版了《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该书可以看作是德鲁克对前期管理思想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德鲁克认为，管理热潮时期传播最广的七个基本概念都不是什么新产物，这七个概念是科学管理、分权化、人事管理、管理人才培养、管理会计、市场营销和长期计划115。管理热潮只是促进了这些概念的传播和扩散。石油危机之后，管理热潮终因过度膨胀而走向终结。在管理教育领域，学生对工商管理课程的不满日益增多。这说明，战后以来发展起来的管理知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管理学的基本问题需要重新定义，它的研究方法需要拓展。

　　　德鲁克甚至认为，管理学在管理热潮时期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考验，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机缘巧合。以欧洲和日本为例，二战以来生产率的提高只能部分归功于管理改善，而在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在这些国家的生产率提高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管理知识的普及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已经结束，各个行业必须靠提高本部门的工作效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今后生产率的提高将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管理。

　　由于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知识必须重新考量，而且必须为当下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理论和方法。德鲁克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情形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管理的中心将逐渐向创新功能转移；其二，管理的领域日益由企业管理扩大为组织管理；其三，随着蓝领工人的地位日益下降，知识工作者群体逐步崛起，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其四，跨国经营越来越普遍，管理者必须考虑跨国公司和跨文化管理的问题。总之，在20世纪初以来的70多年里，管理主要是对现有企业的管理，创新并不是管理的中心。但是，从现在起，美国将面临又一个可以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媲美的创新高潮时期，管理的中心将再度向创新转移，未来最重要的问题将是创新型组织的管理。管理者必须成为企业家，学会创立和管理创新型组织。

　　　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中，德鲁克对管理热潮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对自己前期的管理思想作了总结，对一些观点做了修订和补充，并提出创新理论。德鲁克在该书的序言中详细说明了《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与前期著作尤其是《管理的实践》的关系116。这一时期德鲁克在其他作品中继续对《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中提出的某些问题的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成果管理》具体阐述了企业如何通过营销和创新获取经济绩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更进一步具体描述了创新来源和创业管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则讨论了知识工作者的兴起及知识的生产率问题，其目的在于使新型管理者（包括知识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工作卓有成效。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仍然以《管理的实践》中提出的管理的基本问题为论述框架，在结构上分三个部分：管理的任务、管理人员和最高管理层。尽管基本问题没有变，但是这些问题内涵和相对重要性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的兴起，企业管理扩展为组织管理；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中层管理的任务、技能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由于20多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广泛采用了多元化战略；随着多元化战略代表的外延式扩张的结束，创新将成为企业新的发展战略，最高管理层的任务、结构和战略面临新的调整。德鲁克在书中介绍了大量案例，这些案例除了主要来自于美国之外，还有英国、西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案例，既包括了成功的案例，也包括了失败的案例，并特别研究了日本的管理经验。

　　现代管理知识随着大型工商企业的发展而形成，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到20世纪70年代，事情发生了变化。管理知识的运用不再局限于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也开始普遍采用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

　　20世纪是一个组织化的世纪，组织的形态不断扩展，使管理学从企业管理学发展为组织管理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服务机构（Service Institutions）广泛兴起，这些机构后来被称为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它们与政府和市场一起构成了知识社会的三大部门。非营利组织多种多样，包括大学、医院、慈善机构、行业协会和各种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在运作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德鲁克认为它们遇到的仍然是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改善管理得到解决。在企业管理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事业理论、目标管理和成果管理等等，也可以运用于非营利机构管理，德鲁克在此后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