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官吏任用，或称除，或称拜，或称辟，或称署。其任用的权限，依官吏的级别高低而异。《汉官旧仪》中关于官吏任用的级别云：“旧制，令六百石以上，尚书调；拜迁四百石长相至二百石，丞相调；除中都官百石，大鸿胪调；郡国百石，二千石调。”225实际上，百石掾属，均由各衙门长官自行辟署。另外，不同选拔方式产生的不同官员，在任职时按选官方式对应任用，如：“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⑤

秦汉时期，创造了多种官吏任用方式。除了正式任职的真除实授外，还有以下方式：

（1）试守。

试守为试用性质的任命。秦汉时期，官吏任职实行试守制度，一般初任某一官职（包括以低级官职升任高级官职），均试守一年，称职者方可真除，试守期间的俸禄低于正式任职。《汉书·平帝纪》注引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奉。”凡试守期间不称职的官员，或它调，或左转，或罢归原职。如：“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视事数月，不称，罢归颍川。”226汉代有些比较难当的官职，往往频频换人试守，京兆尹一职即如此。“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郡国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⑥试守制度对于保证官员的称职和尽责，具有着重要意义。

（2）假、行。

假非真假之假，而是假借之假，即未任其职而摄其事。赵翼曰：“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227秦王政十六年发卒受地于韩南阳假守腾，“假守”即为此种任职方式。上至丞相，下到吏佐，均可假其职。王莽称假皇帝，也是摄事之意。

行亦为摄事之意，用于其官缺未补而由他官暂摄。多为以低级官员摄行高级官职之事，也有以同级官员摄行同级官职之事者，偶有以高级官员摄行低级官职之例。在遇有官职缺员而一时无适当人选补缺，出现不宜正式任职或不便正式任职的情况下，行可保证有关职司的正常行使。

（3）平、领、视、录。

平为平决、处理之意。汉代之平，多用于以他官平尚书事。

领为兼领、受理之意。汉代之领，往往用于职能相近的官职，以利处理政务。如桑弘羊以治粟都尉领大农，孔仅以大农丞领盐铁事等。

视与平、领之意相近，亦为兼管某一职事之称。

录仅见于东汉，与平之意相同，用于以他官录尚书事。

（4）兼。

兼即兼职，一身二任。与平、领、视、录的不同之处在于，平、领、视、录均为只任一官而兼理他官事务，兼则为正式任职两官。

（5）待诏。

待诏即等待皇帝诏命之意，一般为待诏公车，也有由皇帝指明待诏某一官署者。待诏者或出于上书求试，或出于皇帝征召。

（6）加官。

加官顾名思义，为本官之外的一种虚衔。但实际上，加官在秦汉时期的官吏任命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秦汉加官有两类：一类是对功高德重的高级官员加衔表示尊敬优待，主要有奉朝请、特进两种，凡加此两衔者，在休致之后仍可参与朝廷大政。另一类是对中央政府各种官员的加衔以利处理政务，主要有侍中、中常侍、散骑、给事中数种，凡加这些衔者，均可出入禁中办事。后一类加官尤为重要，中朝多由这一类加官而形成。东汉时，这一类加官逐渐变为正式官职。

秦汉时期，在官吏任用上逐渐形成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主要有对诸侯王国官吏的任用限制，对宗室、外戚、宦官的任用限制，以及地方官员的籍贯回避制度。

对诸侯王国官吏的任用限制，始于文景之时。文帝时，王国二千石官一律由中央任命。“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228。吴楚七国之乱后，“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229。到武帝时，专门制定了左官律，限制王国官吏的任用。为了削弱王国势力，凡籍贯属于王国之人在当官上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如龚胜，“为郡吏，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230。彭宣“为右扶风，迁廷尉，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后来，彭宣又任左将军，“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指彭宣）不宜典兵马，处大位”，使彭宣不得不“上左将军印绶，以关内侯归家”231。

对宗室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三公九卿和部分特殊地方官职的任用上。大体上，宗室不得出任三公和除宗正以外的九卿。《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称：“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另外，部分特殊地方官职，也限制宗室出任。如刘歆因上书得罪诸儒，“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232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史记·货殖列传》曰：“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汉代限制宗室任三河长官，其意也就昭然若揭了。

对外戚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其所任官职上。西汉前期，外戚一般不能封侯，不能备位九卿。成帝时，冯野王为大鸿胪，“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备九卿。以秩出为上郡太守”233。东汉初，对外戚的限制依然比较严。“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明帝时，“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234可见，两汉对外戚任官确有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在两汉后半叶均较为松弛，出现了大规模的外戚干政。

对宦官的限制，主要是对宦官子弟任官的限制。东汉冯绲*（读音gǔn）曾上言曰：“旧典，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235杨秉与周景也曾上言：“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236可见汉代确有对宦官子弟任官的限制。而且，汉代不仅限制宦官子弟为官，还对中朝官子弟也有类似限制。李固曾曰：“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讬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讬*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237但是，东汉时期，宦官专政问题并没有因为这种限制而得以解决。可以说，两汉对外戚宦官在任官上的限制，在制度上是失败的，即使制度没有问题，起码在制度的执行上是失败的。

西汉之初，对地方官员的任职地点没有明确限制，而且汉代人均以在本籍任官为荣。西汉中叶以后，地方官员的任职回避仍无明文规定，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武帝以后，地方行政长官一般不用本籍之人，即刺史不用本州之人，郡守、国相不用本郡国之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之人，而且不用本郡国之人238。当然，严耕望先生有十分严密的统计和考证，但他已经指出京畿*（读音jī）的州郡县例外。纵观西汉史籍，与刺史类似的司隶校尉，与郡守类似的京兆尹，以及长安县令丞，用本籍者大有人在。如果说是存在官吏回避制度而上述现象属于例外，恐怕于理不通（严先生没有分析这些例外的缘由），因为这些特例的存在，无疑会使回避制度失去意义。这也提醒我们，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需要格外谨慎。而且在两汉时期，特别是在西汉时期，郡县的掾属佐吏均用本籍之人，用外郡之人则为破例。京房为魏郡太守，请得自除用他郡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在西汉时期和东汉早中期，基本上没有官吏任职的籍贯回避制度。真正的回避制度，起源于东汉后期。

东汉灵帝时创立的“三互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官吏任职籍贯回避的法律规定。据《后汉书·蔡邕传》称：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邕上疏曰：‘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经怪其事，而论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以失事会。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在任之人其不戒惧，而当坐设三互，自生留阂邪？……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李贤注云：“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并引谢承《后汉书》作证：“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是也。”

239关于“三互法”的内涵，当代学者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上述这段史料，起码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三互法的性质，当是官吏任职的籍贯和婚姻关系回避之法无疑；第二，三互法在东汉灵帝时执行得较为严格，蔡邕请求废止三互法而未能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