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林广记》一书，无疑是一本有趣味、有品质、有价值立场的税收史论随笔集。虽无法归类于动辄煌煌数十万言的学术类大部头，但却因为其文明视野的价值梳理，再加上作者优美流畅的文字表述，以及娴熟的史料驾驭功力，因此就把一个纷繁复杂、纵横交错、扑朔迷离的税收历史世界，调理得经纬有致，充满了智慧的警示与告诫。

作者不论是讲故事，还是钩沉史料，或是寻访古迹，或是与涉税人物作隔世的交流，都或明或暗地持守了文明的价值立场。其中有对税收往事的追忆与重新解读，也有对税收人物涉税命运的记述与喟叹，还有对涉税诗词名言的现代诠释，其间无不秉承人道、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从近百篇古今中外的税事、税人、税语中，笔者随处可见文明的那把尺子的影子。因此，这样了税收故事叙述，也就有了正价值，有了积极的营养价值，是有益于文明进程推进的，是不会被读者所排斥或者拒绝的。

在《有德司契》中，读者可以感受税收契约精神的中国版本，它告诫世人，一定要警惕皇权专制赋税制的掠夺性本质，“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是要夺取‘司彻’的权力。”即只知道征税，“不贷而取，不施而强求其报”。而对古代涉税诗歌《秋熟靡王税》等的解读，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随处可见，作者因此感叹道：“桃花源里没有王朝的更迭，没有苛税的掠夺，更没有战乱，他们自耕自足，怡然自乐，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理想蓝图，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然，以批判的意识，观照历史长廊里的税事税人，总是有着诸多令人揪心疼痛的感受。重税之痛，每个朝代末期都大量存在，原是因为帝王的“独财自厚”，横征暴敛，与民争利；在《众狙之悟》里，有独夫民贼“朝三暮四”式的愚民之辱；在《取税如割蜜》中，则有帝王们的阴险与计较。事实上，《税林广记》，通过诸多税收故事的讲述，不过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赋税的轻重与国运的兴衰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赋税重，国运便会逐步衰弱；税负轻，则国运可能逐渐兴盛。

同时也告诉读者，税负轻重只是决定税收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根本要素。这是因为，税收既然是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契约缔结的道德性，亦即是否自由平等，契约内容的公正性，根本说来，就成为决定税制优劣的根本要素，成为税收治理水平的核心要素。对此，作者在《无代表，不纳税》一文中，明确表示了对这一现代税收治理文明精神的认同与皈依。道理很简单，正如波士顿政治家詹姆斯•奥蒂斯所言：“没有代表的征税是暴政。”而且，正是“无代表，不纳税”原则，才奠定了税收法定的基础，众所周知，税收法定的前提是“人民代表的同意”，“实质上就是只有大多数纳税人同意才能征税。”

或许正因为作者的这种人道文明视野，历史上帝王专制赋税制所表现出的种种畸形现象，也就被一一揪出来出丑，从而便折射出了专制赋税制的非人道性、极端自私性，以及不公正性与荒谬性。《嫁母避徭役》里的荒唐，《皇帝也要纳税》中的虚伪，《黄纸放，白纸催》中的无耻，《税迫梁山》中的残暴，《幻术骗官物》中的狡黠，《名士与偷税》中的滑稽，《强吏征税》中的粗暴无赖，等等，无不跃然纸上，入木三分，或者栩栩如生。

而那些与税结缘的名士们个人命运的多舛与吊诡，更是令人唏嘘不已，扼腕长叹！

等等这一切的阅读感受与体验，显然要感谢作者的匠心运思与智慧式的奉献。美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利瓦伊教授在其成名作《统治与岁入》一书中说：“国家岁入生产（revenue production）的历史即国家的演进史。” 思想家熊彼特先生也说：“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这岂不意味着，透过一个国家的税收演进历史，便可知晓这个国家的性质及其未来的运行状态。从本质而言，这才是税史研究者的真正价值所在。

坦率地说，研究税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理解和同情当时人物如何选择的根据及其理由，而是要对其在具体历史场景中做出的选择进行价值重估，寻找历史的价值启示，特别是文明的价值启示，以期有助于今天我们面临之时代性课题的解决。因此，研究历史必须秉持文明的价值追求，用文明翻检税收往事，接近涉税人物，理解涉税人物的人生遭际，及其给予当下税收生活的教导与警示。

可以说，对此作者石庆华是有自觉的。这可从他在《后记》中的文字得到佐证。在《后记》中他说：“随着关注的深入，开始从更深一点的层次和更广一点的角度对赋税文化进行研读和思考，使命感地想把常人敬而远之的税收，解读为有历史时空感的，有温度甚至有趣味的文化现象，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

直言之，作者兑现了它的“初衷”。当用文明翻检税收往事的时候，我们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注：石庆华著：《税林广记》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