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神存在问题，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宗教人士一般将神（或“天”）的存在视为当然事实，无可怀疑。大多只是在感知的基础上相信，然后赞颂、祈祷、利用而已，总的看来，缺乏理论上的怀疑与系统的论证。先秦墨子曾经运用历史记载、民间传说、日常经验证实鬼神的存在。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也谈到神仙存在问题，摘引如下：

“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403之足，而所常履者 ，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404

葛洪断定人经验认识能力有限，肯定经验认识对象无限，从而揭示出人们对神仙不死的怀疑是不可靠的，但从正面证明神仙的存在与可修而至，却明显缺乏。后来葛洪著《神仙传》，列举的也是历史传说或历史事实，属于生活经验或历史实证的范围。在证明方法上，与墨子似乎相同，都属于材料列举基础上的归纳方法的运用。经历了两汉数百年“经学思维”锻炼，中国古人理论思维的进展，似乎并没有在“神”的证明方法上体现出来。

在先秦诸子学繁荣之后，缺乏有足够深度的形而上问题（“天”或“神”的问题是其一）的刺激，后来的国人，对抽象的逻辑思维、形而上学等缺乏足够充分的进一步讨论，最终没有建立起西方基督宗教那样的神学。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逻辑思维不够发达，近代科学、逻辑学、法权观念等都发达不起来，五四运动呼唤的民主、科学在中国也缺乏神圣的理论基础，中国近代化大受挫折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如果从整个文化系统的角度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神学的缺乏，可能是原因之一。假设这个看法成立，那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检讨西方神学，吸取其积极的理论思维成果，便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