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代开国皇帝一样，鉴于前朝横征暴敛、民变四起的深刻教训，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百姓税赋、救助贫困灾户，进而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

明王朝建立之初，他就说：“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并告诫各州县官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洪武十八年 (1385年)便就对侍臣讲：“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 而且认为：“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因此，他“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奢，伤害民财。”

在朱元璋看来，要行仁政，就得减少百姓的赋税。为此，官吏就应该节约财政支出，减少浪费。他对刘基等讲：“以朕观之 ，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 ,不省役则民力困。”因此，“不施实惠，而慨言宽仁，亦无益耳。”而且，他和马皇后带头节俭，经常忆苦思甜：“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怀。”为了节省朝廷费用，他提出：“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并要求军人边打仗，边生产，实行军屯。同时还通过招募鼓励流民屯田，由官府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支持，减轻百姓负担。而且，据《明吏 ·食货志》记载，洪武年间，贫困户和老年人的口粮也由政府提供，同时还设园安葬死去的贫民。“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设养老之政，民年老八十以上者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

同时，朱元璋也特别重视免税和赈灾。“凡四方水旱辄免税。”就是丰收之年，也选择土地贫瘠、产量低的地方和贫困户给予免税。而对受灾的地方，不仅免税 ,“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 ”，即对受灾的赐送米、布、现钞。为了保证救灾效果，对官员救灾不力者会给予严厉处罚。对官府不及时上报、赈者，“许耆民申诉 ”，对相关的官员，则“处以极刑 ”。而且明示，凡遇灾年，户部应先开仓赈济，后奏报。据史载，朱元璋 “在位三十余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 (石)，所蠲租税无数。”正因如此，史书对朱元璋赈灾救民的称颂也较多。事实上，朱元璋的这一规定，一直沿用明后期，“灾荒疏至，必赐蠲赈，不敢违祖之制也。”而且，为了防止管理贪污赋税，朱元璋制订并执行极其严酷的刑罚。洪武末年，附马都尉欧阳伦(安庆公主的丈夫)擅自做私茶的生意，也被他以“有法必行，无信不立”的名义赐死。　　

毋庸讳言，仅朱元璋的上述赋税措施而言，表面看，真可谓“以民为本”的治税典范了。然而，朱元璋所做一切真的是以所有老百姓为“根本”，是为了全体老百姓的福祉利益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先听听朱元璋从养蜂人哪里获得赋税治理启示的故事。话说朱元璋一日微服私访，碰到一个养蜂的老人（这个老人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朱元璋问老人养了多少蜂？一年到头割几次蜜？日子过得怎么样？养蜂老人回答说，他养了十三箱蜂（这恰好与朱元璋管辖的中国十三布政司吻合）。养蜂老人又说，春夏花多，蜂酿蜜容易；秋后花少，酿蜜就不易。他心地仁和，不像那些狠心的养蜂户，总是把蜂蜜割尽，而他只割十分之三的蜜，留七成给蜜蜂吃。所以卖蜜换吃穿，量入付出，还算平平安安，度过了五十年。而那些狠心的养蜂户，每年都会有许多蜜蜂被饿死。所以，他们的生活都不如自己。朱元璋因此暗想，他有蜂，我有民，我必须让民有余，才有人交纳赋税。如果用养蜂老人的心肠和办法来养民，否则，一旦民穷，便会国亡。百姓与蜜蜂一样，同是生命；治国与养蜂一样，理也相同。由此可见，朱元璋的赋税统治观，绝不是以民为“根本”，不过是以民为“资本”而已，他治民，不过如养蜂老人养蜂一个道理，都是为了自己一家人过上好日子而已，是为了他们朱姓江山的万年长而已，其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家的利益，不是为了蜜蜂的利益，也不是为了百姓的利益。

事实上，为了朱姓江山的万代，朱元璋再一次恢复并完善了前朝非人、全权的专制制度。为此，他总是以为“民”的名义，既滥杀官吏，滥杀士人，也滥杀无辜百姓，包括所谓的减免赋税、救助鳏寡孤独的措施，其出发点和动机无不是为了他朱姓一家之江山。尽管他伪善地声称要实行仁政，要以民为“本”，其实，他是以全面剥夺所有国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为代价的。遗憾的是，有人竟然看不到朱姓专制制度的残酷性与虚伪性，竟然为朱元璋的所谓减免赋税、救助鳏寡孤独的措施，以及滥杀贪污管理的做法极尽赞美之语。岂不知，他连为自己看家护院的官吏都可以任意杀戮，万千蝼蚁般生活的百姓，在朱元璋的眼里又值几文？又岂能成为他统治的“根本”？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会像养蜂人对待蜜蜂那样，至少还心存一份感恩。如果看看朱元璋防范百姓造反的《大明会典》，便可略知其一贯的虚伪性与残酷性了。《会典》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换句话说，朱元璋所谓的仁政，所谓的以民为“本”，不过是其愚民术的另一个版本而已。就其本质而言，他和历代专制帝王一样，都不过是以民为“资本”而已。如此观之，朱元璋那些所谓的减税免税措施，均衡赋税负担的措施，包括他个人的一些节俭行为，等等，无不服从于朱家一姓之永远统治的利益而已，无不是为了朱家江山的千秋万代。因此，如果看不透这点而失去底线地为其专制张目，甚至大唱赞歌，如果不是自欺，一定是居心叵测，为了欺人。

一言以蔽之，不论朱元璋制定了多少减免税、救助鳏寡孤独的赋税财政措施，甚至个人生活多么节俭，这与他建立起来的，彻底剥夺了全体国民基本权利的、非人道不自由、极端不公正不平等的专制制度之害相比，那些措施与个人品质，不过小善而已，显然不足挂辞。固然，与历史上那些奢靡铺张，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帝王相比，其小善也不应完全否认。但是，赋税负担的高低，毕竟不是赋税管理的根本问题，赋税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谁才是赋税制的真正主人，即是说，收多少税，如何收税，包括如何用税等等重大赋税权力，该由谁来掌握，体现谁的意志。如果这些赋税权力掌握在朱姓皇帝一人手里，而且不受百姓实质性的监督与制衡，赋税重了或轻了，严格说来，对老百姓而言，都不过是专制帝王手中的“资本”而已，活得怎样，都得符合、体现专制帝王的意志。

这就是朱元璋以民为“资本”赋税观的本质所在，也是朱家王朝最终难逃覆灭命运的根本所在。在人性的力量，文明的洪流面前，不论武功文采多么超群的帝王将相，最终都得认输，都得缴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