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忙碌碌间，不祥的七月转瞬即逝。那个月最后一天，我们决定在德兰士瓦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当地印侨大会。其他地区代表也应邀参会。会议在比勒陀利亚清真寺的露天广场举行，——非暴力抵抗运动启动以来，我们每次开会都是人头攒动，室内根本容不下。德兰士瓦印侨总人口不到一万三千，但住在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的就有上万人。一万人就有两千人来开会，（P.203）不管在哪儿如此规模都算得上很高，很令人满意了。斗争全靠强大的内心，靠的是群众的自律。只有这样，大规模非暴力抵抗运动才组织得起来。所以工作人员觉得这么多人来开会不足为奇。打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只在露天场地召开群众大会，这么做既不花钱，也不会因场地有限而有人失望离场。此外，基本上每次会议现场都很安静，听众聚精会神地从头听到尾。如果有人离讲台太远，听不清，就会叫发言人提高嗓门。不消我说大家也想得到，这些大会都没有椅子，与会者全都席地而坐。会场上只有一个小讲台，摆着一张小桌子，几把椅子或凳子，上面坐着主持人、发言人和几位嘉宾。

主持这次大会的是英属印度人协会执行主席尤瑟夫·伊斯麦·米安先生（Yusuf Ismail Mian）。由于“黑色法案”所规定的发证期限马上就要截止，印侨们尽管斗志昂扬却也不免感到焦虑；不过博塔将军和史沫兹将军更是着急，尽管有整个德兰士瓦政府全力支持，（P.204）但他们也不想靠动武逼着整个侨团就范。因此，博塔将军派威廉·霍斯肯先生参加此次大会来当说客。之前我已经介绍过霍斯肯先生了。124大会热烈欢迎他大驾光临。他发言道：“诸位知道，我是你们的朋友。不用我说，在此事上我对各位也是深感同情。如果力所能及，我也很愿意让反对诸位的人满足你们的要求。可是大家也很清楚，整个德兰士瓦的欧洲人都对你们抱有敌意。今日我到这儿，代表的是博塔将军。将军希望我给大会带个口信。将军很敬重各位，也理解你们的感受，但将军说了，以下是他的原话，‘他实是爱莫能助。德兰士瓦的欧洲人一致要求通过这部法案，而且他本人也认为有此必要。德兰士瓦政府权力有多大，印度人都很清楚。更何况帝国政府也支持这部法案。印度人已经尽力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英勇。但现在你们反对失败了，法案也通过了，整个社团就该遵守，以证明你们的忠诚，证明你们热爱和平。对政府按《登记法》制定的各项规定的一些细枝末节，你们的代表要是提出修改建议，史沫兹将军都会认真研究的。’（P.205）我对各位的忠告和将军一样，各位还是应该听从将军的劝说。我知道德兰士瓦政府对这部法规态度很坚决。你们要抵制，肯定会撞南墙。我不希望你们社群在这场徒劳无果的抵抗中自取灭亡，也不希望有人因此无谓受苦。”我把霍斯肯先生的发言逐字逐句译给大家听，同时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在一片喝倒彩声中，霍斯肯先生走下讲台。

接下来印度代表发言。其中一位发言人是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卡查理亚（Ahmad Muhammad Kachhalia），现已身故的他不仅是本章的主角，也是全书的主角。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客户，还听说他是名翻译。在这次大会之前，他还从未在公益活动中领头干过什么事。他的英语水平最早也只是差强人意，都是后来带朋友去见英国律师帮着翻译练出来的。不过翻译并不是他的本行；那只是给朋友帮忙。开头他沿街卖布，后来与兄弟合伙做点儿小买卖。他是麦孟人，在自己的种姓中名望很高。他的母语是苏提话125，所以原本古吉拉特语说得并不好，也是后来靠多说多用才有了很大长进。（P.206）他机智敏锐，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他处理起法律难题来也是易如反掌，常常令我讶异不止。他也不怕和律师争论法律问题，律师反而常常觉得他的看法值得参考。

不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印度，我还未曾见过像卡查理亚先生这样勇敢坚毅的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侨团，每每言出必行。他也是一个严谨的正宗穆斯林，是苏提籍麦孟人清真寺的管事之一。但与此同时，他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视同仁。我从未见过他站在穆斯林这边激烈不公地反对印度教徒。他为人不偏不倚，无所畏忌，只要有觉得不对的地方，就会马上指出，不管对方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他简朴谦卑的品格值得我们效仿。与卡查理亚先生多年的亲密交往令我坚信不疑，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都是非常难得的。

卡查理亚先生是会上发言者之一。他的发言很短。他说：“这部‘黑色法案’是怎么回事，意味着什么，印度人全都一清二楚。刚才我和大家一样，认真聆听了霍斯肯先生的发言。（P.207）不过他的发言只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德兰士瓦政府有多强势，我们都知道。但除了通过这样一部恶法，别的它都干不了。政府可以把我们抓起来，没收我们的财产，把我们驱逐出境，甚至可以把我们绞死。这一切我们都会欣然承受，可是我们绝不会对这部法规忍气吞声。”在卡查理亚先生发言的时候，我留意到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整张脸涨得通红，脖子上头上都青筋暴起，全身微微颤抖，最后他用右手卡着脖子，以雷霆之声大声宣告：“我以真主之名发誓，就算被绞死，我也绝不屈从这部法规。希望在场各位也能这么做。”说完，他坐了下来。他拿手卡住脖子的时候，台上有的人被逗乐了，我记得自己也乐了。不过当时我还是不太相信卡查理亚先生真能说到做到。现在回头想起，我无时无刻不为自己那时怀疑他而感到羞愧难当。在伟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卡查理亚先生始终身先士卒，与许多印度同胞一道毫不犹豫、一字不差地将誓言贯彻到底。

他发言的时候，大家欢声雷动。当时其他人比我更了解他，很多人和这位无名英雄私交都很好。（P.208）他们都知道卡查理亚从来就是有一说一，言出必行。会上其他发言也很振奋人心，但我在此仅特地提到卡查理亚先生的发言，是因为他用日后的实践印证了自己当日的誓言。并不是所有慷慨激昂的发言人都能不惧死神。1918年，非暴力抵抗运动结束四年之后，这位伟人撒手人寰，但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在为侨团尽心效力。

在本章收笔之前，我还要提一件和卡查理亚先生有关的往事，在这儿提及正合适。读者在后面会读到托尔斯泰农场，那儿住着一些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属。卡查理亚先生把他十岁还是十二岁大的儿子阿里送到农场锻炼，一来可以给其他人做个榜样，二来他想培养儿子从小就艰苦朴素、乐于助人。正是有了他这个榜样，其他穆斯林也把儿子送去了农场。阿里这个孩子性情温和、开朗活泼、率真坦诚。可惜神早早就把他召了去，让他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若他今天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像父亲一样优秀。（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