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盐铁会议的权臣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但幕后的始作俑者却是当朝的主政大臣霍光。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异母兄弟，正是年轻有为的一代名将霍去病将霍光带入了宫廷。他没文化、没功绩，只有忠诚。靠小心谨慎得以在权力的中心步步高升，最后竟成为汉武帝的五位托孤大臣之一（当时昭帝年仅八岁），其他几位分别是车骑将军金日磾（音dī）、左将军上官桀、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

这些人中，丞相车千秋是个明哲保身的专家，同霍光一样，没有什么才能，连匈奴人都称他“妄一男子”。昭帝即位后，他每每讨论政事总是一言不发，将权力让给霍光，霍光乐此不疲、投桃报李，总是寻机嘉奖他。《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载：“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

在关系国家政治经济方向的盐铁会议上，车千秋照样几乎一言不发，结果盐铁会议成为桑弘羊同儒生集团的单打独斗。连《盐铁论》的作者桓宽都指责说：“车千秋丞相处于周公、吕望的地位，在会议中像车轴一样处在中间，闭口不言，保全自身，他呀！他呀！”（原文：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彼哉！彼哉！）

车骑将军金日磾在昭帝上台后不久（前86年）就死了。盐铁会议后第二年，左将军上官桀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在宫廷斗争中一起被杀，最后霍光得以独揽大权。

据《汉书》记载，最早向霍光提出召开盐铁会议的是霍光亲信的属吏杜延年。杜延年出生于法律世家，却不赞成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他的两个哥哥及其父杜周办案以严闻名，其独宽厚。

杜延年主张召开盐铁会议的理由是汉武帝时军费太高，要回归汉初的政治，所谓“孝文明政”。这显然是个幌子，因为盐铁会议上的民间力量没有一个治黄老法家的学者，那才是孝文帝的为政之道——倒是请来了一大批儒生。《汉书·杜周传》载：“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

此后，汉代儒生常常通过抬高文帝的办法贬低武帝的治国政策。问题是汉文帝施行的是黄老法家，而不是儒家治国，二者有天壤之别。盐铁会议是豪门有产阶层代言人推动的，以儒家治国理念代替法家治国理念的文化攻势，桓宽直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盐铁论·杂论第六十》）。

细心的学者早就发现，盐铁会议的影响在汉代就突显出来。不仅仅是有限度的开放酒类专卖这一项。比如盐铁会议上遭儒生猛烈抨击的均输制度，此后很少有人提及，元帝时罢黜儒者反对的盐铁官和常平仓。均输之制到西汉末年已渐废弛，东汉初年正式省罢。

盐铁会议召开一百六十多年后，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86年)尚书张林建议恢复均输之制，因遭到自己的副手朱晖（尚书仆射，“进止必以礼，诸儒称其高”，《后汉书·朱乐何列传》）的坚决反对而未能施行。朱晖反对的理由仍是重复儒家传统的“不与民争利”的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整个事件中，儒生以宗教般的道德狂热反对政府调控国家经济，儒家“道德正确”与士族现实利益完美结合，使均输（平准）政策的恢复成为泡影。

《后汉书·朱乐何列传》详载此事：当时谷子很贵，官府日常用度不足，朝迁对此很担忧。尚书张林向皇帝提出：“谷子所以贵，是因为钱贱的缘故，可以将钱全部封存，一律采取布帛作为租赋，统一天下的财用。盐是必需品，虽贵人们也不得不买，官府可以自己出售。另外应利用交趾、益州上计吏之往来，买卖珍宝，收取他们的税利，这就是武帝时的均输制度。”

于是皇帝诏令诸位尚书共同商议。朱晖上奏说依据张林的主张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事情便放在一边不提。后来又有汇报工作的人重提张林的奏议，认为这对国家有利。皇帝也表示同意，下诏实行。朱晖又上奏说：“按照先王礼制，天子不说有无，诸侯不说多少，享受俸禄食邑之家不同百姓争夺利益。如今均输之法同贩卖没有区别，盐的利益归官府，那么下边的百姓就会贫穷怨恨，用布丝绸作为租赋，吏就会邪恶偷盗，实在不是圣明之主所应当施行的。”章帝听罢大怒，严厉斥责朱晖和尚书台的其他官员，于是朱晖等人全都自投监狱等待问罪。三天后，章帝又下诏将他们释放，并说：“我乐于听反对的意见，老先生并没有罪，只是诏书的斥责过分罢了，你们为什么要自投监狱？”朱晖于是自称病重，不肯再在奏议上署名。

尚书令以下官员十分惊慌恐惧，对朱晖说：“如今正面临谴责，怎么可以称病，此祸不小！”朱晖说：“我年近八十，而蒙受皇恩，能够参与尚书机密，应当以死相报。如果我心知事不可行，却顺从旨意附和，那就违背了做臣子的大义。如今我耳不听、眼不见，伏身等待诛杀。”便闭口不再说话。尚书们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一同上书弹劾朱晖。章帝怒气已平，便将此事搁置。（原文：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帝卒以林等言为然，得晖重议，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寑其事。）

儒家主张的小农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影响社会阶层平衡的兼并之徒兴起。西汉成、哀年间已经出现了罗裒（音póu）这样往来京师、巴蜀间，“訾至巨万”的大盐商。至东汉，儒学士族门阀集团崛起，儒生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成为一种常态，并延续达两千年之久。

儒家与富民、士绅地主结合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西汉以后，儒家自由主义的小农经济思想使国家整体力量不断弱化，唐朝的百年繁荣也是昙花一现，宋以后甚至两次消沦为外族统治。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一举扭转国运千年颓势，其根本原因是消灭士绅地主阶层，结束依附于这一阶层的儒家独尊局面，通过内部资本积累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激活了孔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文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