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实践与原理》(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一书，这是他35年的管理教学和企业咨询的结晶。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实践与原理》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鲁克不但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而且还把创新发展成为大众可以学习和实践的工具。

德鲁克首次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为可组织的且需要加以组织、系统化的实践与训练，也视为经理人的工作与责任。他提出七个创新机会的来源，作为系统化创新及创业型管理的重心，他更提出四个创业型战略，作为如何将创新成功导入市场的可行性方法。他的这些独到观点、创见与法则，正成为企业实际运用的最可靠的依据。该书强调目前的经济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企业唯有重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才能再创企业生机。该书分三个主题来讨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实践、企业家精神的实践以及企业家战略。每个主题都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层面”，而非一个阶段。对创新机会的来源，创新的战略，不但有详尽的探讨，更有丰富的实例印证。

据我所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实践与原理》一书的出版与纪念熊彼特诞辰100周年有关。1983年是20世纪两位最杰出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熊彼特诞辰100周年纪念年，在当年的5月23日，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论文，这是德鲁克少有的、也是写得最精彩的经济学评论文章，后来被他载入了《管理的前沿》一书中。正是出于对自己老师的深厚情谊，《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一文是我所见过的德鲁克集激情和才华、深邃的思想性和多样的艺术性于一体、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的优秀学术论文；德鲁克本人也多次说到这是自己最得意、最满意的文章之一，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篇论文也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实践与原理》一书的序曲。

在这篇论文中，德鲁克对这两位同是在1883年出生的“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番比较，德鲁克为他的老师熊彼特对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大加褒扬。在德鲁克看来，含着“银勺”长大的剑桥才子凯恩斯生前极为荣耀，备受礼遇和尊崇，赢得“经济学三大巨人”的尊称，死亦辉煌，死后仍然是世人注目的焦点，备受后人的景仰；反观熊彼特，身前学术旅途与寂寞为伍，死后也是月冷风清、寂寞孤独，被主流经济学遗忘。德鲁克认为，凯恩斯与熊彼特上演了西方历史上经济学家之间最著名的对抗——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之间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博学家、来自爱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公元前5世纪)689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睿智过人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69—399年)之间柏拉图式的对话(seminar)。作为当时唯一仍活着的、同时聆听过两位经济学伟人教诲的幸存者，德鲁克将凯恩斯比做机警、精明过人的巴门尼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他更光彩夺目和更具有文艺复兴式的才华；但是，平淡无奇的熊彼特却最终证明自己更富有智慧、睿智和对人类未来的贡献。

德鲁克以他特有的冷幽默挖苦到，凯恩斯将世界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的方法“好比一位医生对你说，你得了不宜动手术的肝癌，但是如果你跟一个17岁的美女上床倒能够把病治好。”而熊彼特相信，医治大萧条的最好方式是让它自然度过，但他的理论基础却并非古典主义的“一切依靠市场”的信念。因为经济总是处于非静态的变化之中，它永远在成长变化，它是永远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而企业家扮演着这种非均衡动态经济中的英雄角色，他们是利润的来源。690

就在那一期《福布斯》的封面上，凯恩斯和熊彼特的照片都是光彩夺目的，但凯恩斯前面摆放着10支蜡烛，而后者却只有1支。即使在凯恩斯的理论大部分已被摒弃的时刻，这个英国人似乎仍然使20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黯然失色；在同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纪念专刊上，关于凯恩斯文章的长度是熊彼特的整整4倍。这一切使德鲁克对熊彼特的人生际遇大感不平。德鲁克(Drucker,1983)写到：“大量的著作、文章、会议和演讲祝贺凯恩斯诞辰100周年。如果最终有人提起熊彼特诞辰100周年的话，顶多是一场小规模的博士研讨会上。然而，改变20世纪人们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观念，以及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适当问题的人，却是熊彼特。甚至未来三五十年，熊彼特仍有可能继续发挥其影响力。”691

德鲁克将凯恩斯描述为从古典经济学派中发展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dissenter)，他的理论是一种“异端邪说”。德鲁克认为，凯恩斯提出的主要问题为：“政府应如何维持经济的均衡及稳定？”显示了他相当忠于“李嘉图于1810年建立起来的均衡经济学理论”。在德鲁克看来，不管是凯恩斯，还是反凯恩斯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692，都是均衡经济学的继承者，他们或许修补了其中的一些漏洞，但仍相信经济在整体上是趋于平衡的。反观熊彼特，则被视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异教徒”(the wicker man)。一个异教徒需要高度勇气和决心，尽管他始终相信他具有永恒的真理并确信他在来世将会得到回报。熊彼特认为，凯恩斯根本就问错了问题：“对凯恩斯而言，一个处于稳定均衡的经济是健康的、‘正常的’经济，这一假设就存在着基本的谬误。”反观熊彼特，他将经济行为视作一种真正的冒险，企业家们在不断破坏旧传统，开创新疆域。因此，现代经济一直处在动荡不安、变幻无常的境地，其中某些产业被淘汰，而另外一些产业正在陆续兴起，这样的现代经济，可以说是处于“动态不均衡”(dynamic disequilibrium)的状态。熊彼特强调了企业家对于变化和增长、对于经济周期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所具有的重要性。

德鲁克认为，熊彼特是正统经济学坚定的怀疑者和批判者。他的抱负决不仅仅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简单的修补，他想要摧毁整座大厦。1911年熊彼特第一次提出了“企业家精神”理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对生产要素的原有组合进行创造性破坏的人，即进行创新的人。在德鲁克看来，市场处于熊彼特所说的“动态不均衡”是常态，是绝对的，而市场处于凯恩斯假设的“稳定均衡”是相对的，是特殊性。因此，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是熊彼特(Schumpeter,1911)在《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所提出了“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正是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德鲁克推崇熊彼特，是因为熊彼特是20世纪唯一以动态变化为基础进行理论分析的一位主要经济学家。德鲁克(Drucker,1993)在《生态愿景》(The Ecological Vision)一书中写到：“根据熊彼特的著名论断，‘创新’同样也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它使得往日的资本设备和资本投资变得陈旧。经济越进步，对重要信息的需求就越迫切。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或是会计师，或是股票投资者)认为，‘利润’是真实的成本、是商业运营的成本、是未来的成本。在这一点上，除了知道今天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明天可能会变成‘白象’(white elephant)693，未来的其他东西都是难以预测的。”694

正是对熊彼特思想的推崇和对变化与连续性的思考，使德鲁克在对社会变迁的分析中脱颖而出。当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在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不休时，德鲁克却说，亨利·福特在1913年开创的大规模流水生产方式(Continuous Flow)，比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更有颠覆性。德鲁克发现，现代经济因动荡不安、变幻无常而出现的断裂感已经成为20世纪的重要特征，这种知识上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使历史与未来的新奇性尤为突出。德鲁克特有的历史主义的知识结构和视角，使他看到“社会和文明的核心是连续性需要和创新及变化需要之间的矛盾”。

我们说，如果时间在向后推进10年，新经济的英雄们——硅谷的年轻人热衷于谈论“创造性破坏”与“创新”，而非政府调控经济与均衡经济学，硅时代杂志“Business 2.0 Magazine”与“Fast Company”最钟爱的经济学思想家是熊彼特，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人们不足以解释为何会出现新经济这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