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庶族士子阶层的崛起改变了社会面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一样，管理层的大规模出现同样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创造了巨量财富。

管理层的出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一方面，从订单式生产改变为备件式生产（预先生产），提升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推动大规模生产方式（mass product）的出现，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1913年，福特（HenryFord）和他的团队在美国Highland Park（高地公园）整车厂推出了全球第一条流水生产线，将原来涉及3000个组装部件的工序简化为84道工序，将每辆车的生产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减少为1个半小时，福特 T 型车售价在很短的时间内从850美元降低到300美元以下。汽车从此成为普通人也能享有的大众产品。和汽车一样，照相设备、吸尘器、冰箱等等产品以普通人能接受的价格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大大提高。

人类社会长期受马尔萨斯陷阱（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的影响，人均GDP千年以来始终徘徊不前。但是自19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完全绕过了马尔萨斯陷阱，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均GDP却不断上升，人类种群的生活质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没有看到管理层的出现和作用，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归因于“过去七八十年的机器发明”，直到20世纪中期，学者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德鲁克、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等人才发现人力资本与创新的重要性。

第二个影响是加速了科技进步。

管理层直接推动了企业创新的大幅提升，推动人类进入有组织地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阶段，这是近现代科技腾飞的主要原因。自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除了战争科技的巨大投入和应用转化之外，绝大多数科技进步都是在企业内部出现的。比如说，美国杜邦公司从1927年开始，每年投入25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资）进行不间断地研发，直至1938年，尼龙（nylon）被发明出来。没有这样一种机制，第二次工业革命乃至后来的科技爆发都不可能出现。

第三个影响是维持了新的社会秩序，使我们的世界不至于滑入深渊。

工业社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社会面貌，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在此之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是以家庭为中心，多数人的活动区域是家庭和家族，维系社会生存的是家族伦理和血亲关系。而工业社会彻底摧毁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要求大量劳工和资本聚集，人们不得不走出家庭，来到企业或者其他组织，适应陌生人的社会和新的伦理关系。正是由于管理层的出现，使得人群能够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并使得企业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效率不断提升，维持了新的社会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去，北美大陆各经济学派之间还在争论不休，德鲁克已经预见到旧的社会构型行将解体，新的社会即将到来——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由组织实体，而非个人构成的社会，所以，他对所有人大声疾呼，让大家能够理解未来社会的新问题是“提高组织的管理绩效”，唯有这样，新社会才能形成稳定结构。在《管理的实践》成书期间，西方国家的劳资冲突剧烈升级，工会势力前所未有地膨胀，成为渗透入工业社会各个阶层的大赢家，德鲁克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在《新社会》一书中甚至提出“工会组织能否长久存在”，在当时是反潮流而行），反而提出未来管理层和“知识工作者”的重要性，并预言管理层和知识工作者阶层才是未来最重要的阶层。

理解了这些内容，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的第一章，发出这样的感慨：“管理层的能力、技能和职责对整个自由世界利害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