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18岁时到德国法兰克福证券行工作，同时他也在大学修课，22岁就获得法兰克福大学(Frankfurt University)国际公法博士学位，并在该校法学院任教。法兰克福大学以学者的良知及对民主自由精神的坚持为傲，其自由风尚在当时德国大学中独树一帜，浸淫在这样的学风中也孕育了德鲁克崇尚自由的思想和自由资本主义精神。那时希特勒正逐渐掌权，纳粹主义正弥漫着整个德国，但他仍在24岁时出版了生平第一本书，以德文缮写的反纳粹书籍《保守的政治学说和历史变迁》。在当时德国的政治环境下，出版这类书须有极大的道德勇气，也因此引起纳粹对他的特别注意，而德鲁克自己也有所警觉。

20世纪30年代，德鲁克在伦敦时期目睹了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与当时如日中天的凯恩斯的论战。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初，当时欧洲正值民族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盛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主义作为济世良方，风靡一时，广受追捧。针对这种情形，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二代传人的哈耶克，坚持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的传统，明确反对凯恩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理论。哈耶克坚持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应该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哈耶克力图系统全面分析论证所谓“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理论”是与“计划经济”一样，是一种“伪知识”，是西方思想文化的核心精髓——自由主义的“天敌”。哈耶克认为，赋予政府越来越大的经济控制权的集体主义思想，不会带人们通往乌托邦的理想国度，而是通往类似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恐怖境地的极权主义，这就是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哈耶克(Hayek,1944)说：“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最终将使人类融合为一个整体的人人互相依赖的状态，只能是市场秩序的产物，而不可能通过其他任何手段实现。”哈耶克不仅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到：“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677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使德鲁克对自由主义精神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以他在德国大学任教的亲身经历感受到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极权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德鲁克在1933年就完成了《经济人的末日：论极权主义的根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他在书中断言希特勒会大屠杀犹太人，会和斯大林缔约，但是第三帝国最终会崩溃。那时希特勒势如中天，没有一家出版社相信他的推论，也不愿为他出书，直到1939年他到美国后，才终于出版这本书。

在这本书中，德鲁克深入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荒谬性，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有着深刻分析和独立见解，体现出他深切的人文关怀。正是对流行于当时欧洲的“极权主义”的深刻剖析，德鲁克看到了极权主义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负面和深远影响，并对于欧洲的前途表现了深深的忧虑，事实验证了他的深邃洞见。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极权主义的非理性与虚无的特性：“极权主义不仅反自由思想，也反保守思想；反宗教人士，也反无神论者；反资本主义者，也反社会主义者；反战争，也反和平；反大企业，也反靠手艺维生的人与商店老板……”。678

这本书为德鲁克树立了一个文风犀利、思想反正统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分析家形象，并反映出德鲁克继承了19世纪以来欧洲公共知识分子和奥地利学者们反对极权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后来终身贯穿在他对社会、经济、政治和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德鲁克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亲眼看到了自己所钟爱的观念——自由主义的衰落以及极权主义兴起和崩溃的全过程。这样的经历使德鲁克对自由主义精神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追求，是与哈耶克的思想相通的。哈耶克(Hayek,1944)认为，由于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完全崩溃，德国走上了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679哈耶克的这一结论与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论极权主义的根源》一书的结论完全一致。

1939年，时任英国海军部长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撰文高度评价德鲁克的洞察力和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深刻批判。1940年在敦克尔克大撤退(Dunkirk Evacuation)及法国沦陷(The Fall of France)后，已经当上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把该书列入英国预备军官学校(British Officers’ Candidate School)应届毕业生的“课外读物目录”。对于丘吉尔的好意，德鲁克并不买账，他以其特有的冷幽默挖苦到：“我应该觉得受到尊重了。作战部(War Department)的某位仁兄，很幽默地将它跟露易丝·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艾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列在了一起。”

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新自由主义者尽管不认同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式的国家干预政策，但从不认为新政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是说新政影响了经济效率而已。然而，德鲁克受哈耶克的影响，认为罗斯福的新政不仅是影响了经济效率，而且还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因为如此，德鲁克对私有化(privatization)必要性的强调，最能反映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对他的影响。私有化概念首创自德鲁克，原作“重新私有化”(reprivatization)。德鲁克早在1969年他在《不连续的时代：变迁时代的指南》(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一书中已经精辟地指出，由于政府功能的有限，因而强调私有化的必要性，主张更多地利用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他提出这个论点的时间比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夫人(Mrs.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1925-)还早。德鲁克(Drucker, 1969)论述到：“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去亲自‘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680

德鲁克的观点非常符合西方国家当时的现实需要，反映出他敏锐的观察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公民压力以及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各种原因，纷纷开始了政府行政改革。以私人部门为主体的公共服务私有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职能改革的核心内容，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包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公共事务引入内部市场机制等。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功地推行了英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1986年雅克·勒内·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就任法国总理以后，也采取了私有化改革的方案。希拉克按照右翼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以经济自由化为驱动力，恢复了人们对法国投资和就业问题的信心，提出了65家国家银行和企业家实行私有化的政令，并把政令改成法律草案，由法国议会通过成为法令强制性地推行。日本从铃木善幸(Suzuki Zenkō，1911-2004)首相时期开始，也走上了民营化的道路。1981年，铃木内阁确立了“不增税重建财政”的方针，并坚持“小政府”的改革目标，提出国铁等民营化的改革建议。随着2005年日本邮政民营化法案的通过，日本国有产权最集中的几个领域都实现了民营化改造。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引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实施了基础设施领域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其中的核心观念就是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公用事业私有化，即政府与私有企业在公用事业方面构建一种所谓的伙伴关系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通过市场力量促进变革，鼓励民间扮演过去由政府扮演的角色。美国学者伊曼纽尔·萨瓦斯(Savas,2000)教授认为，所谓私有化，意即“更多地依靠私营部门的制度安排，而较少地依赖政府去满足社会需要。”681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各界呼吁政府把所有职能私有化以来，私有化很可能成为西方各国政府这个世纪解决财政预算赤字的灵丹妙药。英国工党领袖、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指出：“政府不必非扮演供应社会一切需要的角色不可，政府仅须负责筹划和制定法规即可。”但是，必须指出，关于私有化“政府移交的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的移交。”682私有化更倾向于政府放松政府规制(deregulation)。所谓政府规制(regulation)，其意为以法律、规章、政策、制度来加以控制和制约，是指社会公共机构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的经济主体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制约和限制。今天，“市场和竞争就是主要的规制”成了西方各国的流行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