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思想有几个要点，张载均做出了贡献。

第一，德治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并发掘了其中的政治哲学含义和道德修养境界意义。

“天人合一”是德治思想的依据、准则和理想，德治即天人合一的世界本真状态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德治源于西周以来的礼治，礼治正是天人合一的治国模式。其基本模式是：皇天无亲，天命靡常，但它“惟德是辅”45，上天只保佑有德的君王；而君王是否有德，上天从民众那里了解、判定。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上天使天子奉承天命以治民，天子则以其“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政策而获得民心民意，进而得到上天眷顾；“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6，民众则借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7而制约君王，影响君王的政策。天、君、民的政治活动，均围绕“德”进行，并由此实现天人合一。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德治的萌芽，而且其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

从整个儒学思想看，天人合一包括天生人——具体化为天生人成、天命人性、天意民心——的过程，也包括人后天借助修养而与天合一的过程，是先天与后天、先验与经验、先天禀赋与后天勤奋努力的统一。孔子提出“天生德于予”“知天命”“知命”等主张，《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孟子提出人“固有”良知，故应“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说，有“万物皆备于我”说等，天人合一思想均暗含其中。

张载则从修养角度将天人合一思想明确化为诚明合一说。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提出了“一天人”48主张。其“民胞物与”说，认为乾坤是大父母，所有人皆同胞兄弟，天地万物和人有内在血脉联系，休戚相关，也从修养境界角度体现了天人合一特征。

天人合一，指人的身体、自然生命乃天生人成的产物，人的本性与天道统一。人性的自觉和实现必须在认识和实践天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人的精神的昂扬、主体性的挺立，只有在致良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其中，道德或人的本性，正是天人合一的桥梁、中介，人们进行道德修养，并推己及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的必由之路。在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中介，呈现为内圣外王的历程。道德修养是内圣，推己及人、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德治是外王的总称，其基础就是道德修养。

在张载看来，天人合一落实到社会政治活动中，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天人合一的道德。天生德于人，人性本善，内含仁义道德，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活动，都在于帮助道德的觉悟和道德的实现。政治权力是道德的表现，政权应该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政治权位则有德者居之，任用贤能治国只是其部分表现。照德治的理论上说，最有道德的应该做天子，故天子既是天之子，天命所归，有权治民，可以代天立言，又是民众在上天面前的代表，有权敬天、祭天，为民请命。故有道德支持的权力，一定意味着奉天承运与民意的统一。

其二，政治活动的基础、准则和理想，都在于天人合一的道德。政治的任务在实现正义，继善成性，继天立极，政治黑暗时甚至不排除有人奋起为民请命、替天行道，政治活动的宗旨在于帮助所有人成为理想的人，为天地立心。

其三，政治主体、权力主体是道德或义理，而道德或义理，正是天人合一的表现。张载认为，决定政权命运、政治走向的主体，是天命和民意，是天人合一的意志；而天意和民意、天理和民心有内在联系。他断定：“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经学理窟·诗书》）民心民意与天命内在统一于“义理”的思想，体现了理学的理论特色，从根本上淡化了君权的神圣性，为有民主色彩的民本政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我国古代德治思想史看，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丰富了“天人合一”作为政治哲学命题的内涵，凸显了它作为德治的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使它从一般哲学命题具体化为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首要政治哲学命题。

第二，德治的认识基础是道德认识，即人们对人性的自觉，人性本善是德治思想的逻辑前提，德治即人自觉到的至善本性在政治活动中的引申和运用。在张载看来，德治的认识基础主要不是见闻之知或“闻见小知”，因为这种见闻之知乃是对象性的“物交而知”，难以见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而是非对象性的、主体反思的“德性所知”，即人的“天德良知”49。儒家所谓德性，即道德，也就是今人所谓人的本性。德性所知，亦即人性的自觉；其实践要旨也在于依据觉悟到的人的本性，进行政治活动，帮助其他人觉悟自己的本性，在社会上推广和实现源于至善本性的正义，最终全面实现人的本性。德性之知源于《大学》在明明德、格物致知，《中庸》“明诚”，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它主要不是经验的见闻之知，而是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本性与天道的统一性有深刻直观，对天人合一有理性认识、使命担当。在张载看来，人们认识到德性之知，就表明达到了诚明境界，也就是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由这样的人来治国，因为认识掌握了天下之理，故能真正实践德治或仁政，为万世开太平。

第三，有德者有其位，无德者无其位，德（道德修养）与位（权位）统一，让道德为权力提供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依据，让权力成为实现道德理想的工具，乃是德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想50。之所以称为德治，关键在此。权力会使人异化，绝对权力绝对异化，德治是从根本上防止和解决权力异化的治国模式。根据德治的德位统一原则，道德修养是进行德治的前提和基础，治国理政只是治国者道德修养的自然运用和表现。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义以为上”。人性修养必然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使政治成为实现道德正义的活动，成为人性政治、良心政治。

从历史看，德位统一思想应渊源于西周时期。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提出“明德慎罚”等国策，已经意识到政治权力的来源、基础、性能都在道德。王国维认为殷周剧变，关键在周人制礼作乐，封邦建国，将国家制度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此说实属深刻洞见。

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也含有德位统一的意思。君子本指治国者，孔子君子观凸显了道德修养对于君子的本质意义，实际上暗含着要求道德修养和权位统一的意思。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谈到权力的依据有“天受”和“民受”两个方面，他强调“民受”是权力稳固的主要条件。儒家反复强调治国者应有道德修养，有道德修养的贤能之士应该入仕得位，目的正在于将权力的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建立于道德基础上。故在政治人才培养上，应“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51；在治国用人上，要“尊贤使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52。如果德位不统一，“不仁者而在高位”，则治国者不仅不能实现正义，反而只能“播其恶于众”53。可见，选贤与能被认为是实现德位统一的根本途径。

在张载看来，德治的理想之一，即在治国者的构成上，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达到诚明境界的圣人，由圣人来治国；二是民众则皆为“成身成性以为功”54的君子。张载封建说，也有此意。

第四，德治的主要政策措施是发展经济生产、改善民众生活，然后进行道德教化。在德治思想中，道德教化的物质基础是经济生产生活。孔子有富而后教说，孟子有制民之产、有恒产而后有恒心说，荀子有强本节用而后明分使群说，都将道德教化建立于经济生产生活基础上。张载则认为，君子虽然自己要“喻于义”，但对待民众却要注意“利”，而且他肯定地说:“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55。这就细化了董仲舒“以仁爱人，以义正我”说，将仁爱他人具体化为有利于民众。

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一体两面，修养是基础，教化是引申和应用。儒家以德治国，关键在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全民修养和能力。修养的主要内容是“在明明德”，在人生实践基础上觉悟人之所以为人所固有的光明本性，成为理想的人，并推己及人，“明明德于天下”，从而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具体路径是《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以修身为本，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基础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即“明明德于天下”。

此外，道德教化的文化基础，则是办学校、书院，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不断提高民众的文明修养水平。道德教化的主要方式，不是强制灌输，而是治国者以身作则，做出榜样，熏习、感染、影响民众。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是遵循民本原则，传道解惑，帮助所有人修身养性，遵守礼法规范，自觉和实现人性，直到“明明德于天下”。用张载的话说，即“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56。

历史上的德治包含了刑罚的法治意义在内。在德治中，刑罚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无讼”才是理想的社会状态。治国者既使用刑罚手段，也服务于道德教化目的。惩罚人、杀人，威慑人、恐吓人，以刑去刑，本身不是目的。

第五，张载“为万世开太平”说是我国古代“德治”理想的新表述。张载“为万世开太平”说，可以视为古代儒家治国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治世屈指可数，每次治世维持时间也有限。从治世说，成康之治40年，文景之治约40年，贞观之治22年，加上后来的开元盛世，713-741年，也只有28年，都不能维持长久。长治久安只是思想家、政治家和民众的设想、向往，从未真正变成现实。从朝代说，强大的汉（前202-220）、唐（618-907）二朝，加起来才711年，最长的周朝也不过800年。谁不想传之万世呢？秦始皇自称始皇帝，也希望二世、三世直到万世，结果二世而亡。万世之说，成为空中楼阁。

在张载看来，实行德治，治国者必须“有大功德者”。治国者要有仁心，强明果敢，加上宰相有才，才能实行井田、封建等德治措施。汉唐治世明君，如“唐太宗虽英明，亦不可谓之仁主；孝文虽有仁心，然所施者浅近，但能省刑罚，薄税敛，不惨酷而已。”57显然，张载提出“万世太平”理想，是超越历史，超越汉唐的。

关于太平，《大学》提出平天下的理想，《礼记·礼运》形成大同、小康社会理想。道教经典《太平经》，表达了民众对社会太平理想的期盼。“平天下”本《大学》八条目之一，可谓儒家德治理想社会的标准表述形式，影响很大。张载将太平与万世结合，实际上将儒家德治思想推进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