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墨家的“三表说”的提出，使墨学具有极为鲜明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特征。

　　（2）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出发，墨学与主张“性”、“命”合一的儒学不同，坚持“力”能胜“命”的“非命”。

　　（3）经验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其经验的“非命”论的提出又是以超验的“天志”说为其必然补充的。

　　（4）与那种作为“士”的思想代表的、具有超阶级倾向的儒学不同，墨家的社会学说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代表了下层被奴役阶级的呼声。

　　（5）“兼爱”说在墨家的社会学说中据有中枢地位。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存有本质区别：由于无视“亲亲”作为爱之基础，使墨家的爱的学说远离人性。

　　（6）“兼爱”的非人称性使墨家求助于政治上人为的“尚同”，使其与法家学说互为补充地共同服务于专制主义的理论的论证。

　　（7）由于反对“爱有差行”的“兼爱”说和反对“和而不同”的“尚同”论的提出，墨家最终走向对古代“礼治”传统的否定，即走向对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反动。其“非乐”说的提出就是明证。

　　（8）墨学的衰亡源自其学说的非人称性这一理论的先天不足。墨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

　　余论

　　（1）从“行为科学”到“科技治国论”，西方见用忘体的管理学的深刻危机。儒家“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2）对韦伯的对儒学的批判的批判。儒学化的日本管理经验对世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