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1884年起就学于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过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以哲学家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

韦伯时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两三倍”（《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3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6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那样，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却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则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引用米勒（S.M.Miller）的观点，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科1986年版，第256页）。

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早慧和睿智，唯一的长处就是喜欢读书，沉浸在书籍中遁离现实，既没有持之以恒的刻苦用功，也没有对权威的适当尊重。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除了无书不读外，同那些浮躁浅薄的普通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这些学生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常常自豪地给人展示身上的刀剑疤痕。“经过三个学期，他在外表上已从一个纤弱、妈妈的乖儿子，变成一个壮实的、嗜喝啤酒的、脸上有斗剑疤痕的、口叼雪茄的帝国时代典型德国大学生。母亲曾因此在他脸上掴了一掌。”（《韦伯作品集》第1卷，广西师大2004年版，导论，第41页）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彻底告别了以前的浮奢社交。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韦伯以对中世纪贸易公司的研究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后，他以对罗马农业史的法学意义研究论文获得了大学讲师资格，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好景不长，他同自己严厉的父亲关系一直较僵，在海德堡，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不久他父亲暴卒，使他非常悔恨和内疚，导致自己精神失常。有人说，如果弗洛伊德能够与韦伯碰面，绝对能有所收获。疾病的折磨使韦伯放弃工作去度假，他到处旅游，1904年，他到了美国。这块新大陆上的生机勃勃和社会平等，使他转向了社会学。美洲的启发，孕育出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此，他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到处耕耘，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政治等，似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他的专长，近代科学的专业分工在韦伯那里失灵了。

韦伯的成就在学术，但他本人的志向却不在学术。“他虽然是一位学者，置身于大学讲座上却觉得不安，只有在政治讲坛上才真正得其所。”（《韦伯作品集》第1卷，导论，第37页）他一直热衷于现实政治，从他写的大量关于德国现实的评论和文章就可以看出，他渴望从政而且充满了自信，却始终未能如愿。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后，韦伯曾以专家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他提议让以鲁登道夫为首的战犯自刎谢罪，认为这样方可恢复德国国家和德国军人的荣誉。为此，他与鲁登道夫当面激争数小时，这种冲突可以看出韦伯在现实政治中遭到排挤的端倪。而作为学术上的大牛，韦伯在学术活动中也常常身不由己。他最拿手的是社会学，但慕尼黑大学在聘任他为经济学教授时，在聘书中明确要求他不得在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韦伯只能听从这种命运安排，同时又不甘心，好在大学的自由度较大，使他能够挂羊头卖狗肉，给学生在讲授经济学时不断夹带他的社会学思想。

虽说人们并未给马克斯·韦伯冠以管理学家的桂冠，但他的社会学研究与管理密切相关。他提出的权威理论与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不管是现代企业组织还是政府组织，不管是管理体制还是管理思想，现代管理学深深打上了韦伯的烙印。管理离不开组织，韦伯的组织理论，构成了管理学的基石。所以，有人把这位大师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学术影响是在他死后形成的。他的夫人玛丽安娜坚信自己丈夫的学术成就是非凡的，不遗余力地出版介绍韦伯的著作，但并未引起当时人们足够的重视。真正把韦伯推到大师地位的，是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他在德国上学时，就以韦伯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回美国后，帕森斯不但翻译出版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在自己的结构功能主义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1937）中系统介绍了韦伯的思想。此后，韦伯在全世界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反过来，这种“出口转内销”，又引发了德国对韦伯研究的热潮。历史在这里又开了个玩笑：韦伯的理论致力于“祛魅”，但他自己在身后却被人加上了种种耀眼的光环。“天才”“学术巨匠”“一代伟人”等头衔数不胜数，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就认为，韦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研究韦伯的著作连篇累牍，甚至韦伯与弟媳爱尔莎之间的“柏拉图式”爱情也成了学术题目，可以人们对他多么重视。

韦伯在学术上的深远影响，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和发展上就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一些世界级的跨学科泰斗们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战，长达十年之久。其中最有名的，包括科学哲学大师波普尔（Karl Popper）与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争论的社会科学逻辑问题，社会学大师帕森斯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争论的社会学“价值中立”问题，德国社学会学会主席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和绍伊希（Erwin K. Scheuch）、阿多诺争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这些重大争论，有的是直接来自韦伯的命题，有的是间接受韦伯的影响。可以说，韦伯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整个社会科学的一场风暴，而且余音一直波及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