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部经营的需要，使穆尼有着频繁的涉外活动。二战期间，他是美国著名的民间外交家。

如果说，穆尼在苏联的活动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理解，那么，穆尼在德国的活动尤其是他同希特勒的交往，在美国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愤怒。人们一般认为，职业外交家同敌对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是可以理解的，而商人同敌对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即便不算卖国，起码也是丧失“立场”。而穆尼的立场很坚定——从商业出发，根本不考虑意识形态冲突。为了通用汽车的海外扩张，穆尼曾经同墨索里尼打过交道，同希特勒有过会晤。在穆尼家中，还保留着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签名的照片。1934年5月1日，为了实现通用汽车的“德国计划”，穆尼首次会晤了不久前当上德国元首的希特勒。

二战爆发前后，美国置身事外，但是，联邦政府有着制止战争的明显意图。美国与德国之间，当时缺乏合适的官方人员从事外交协商，而穆尼正是企业谈判的好手。于是，他被卷入外交活动。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他参与了下列外交活动：

1939年5月，穆尼安排了肯尼迪-沃尔特哈德会议（Kennedy-Wohlthat meeting）。1939年春天，穆尼同纳粹德国政府交涉有关欧宝公司的控制权问题。交涉期间，涉及达成黄金贷款（gold loans）协议、停止德国出口补贴以及对出口商品的特殊津贴等政府间外交事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39年5月9日，穆尼在伦敦安排了肯尼迪-沃尔特哈德会议，美国方面是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德国方面是赫尔马特·沃尔特哈德（Helmuth Wohlthat）。沃尔特哈德是德国戈林制定经济计划的得力助手，在纳粹的经济管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保存有穆尼的日记，其中有18页专门记录当时德国的经济计划。这次谈判使美国与德国之间达成了限定武器、保护自由贸易的约定。穆尼在这次会议中，仅仅是牵线人和会议安排者，没有介入谈判。

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穆尼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关于战争前景的会晤。德国入侵波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但穆尼根据他对欧洲形势的了解，越来越相信通过中立的第三方调停，就能平息欧洲的敌对状态。在1939年2月22日和1940年1月24日，穆尼两次会晤罗斯福，阐述他的观点。通过这两次会晤，罗斯福同意穆尼运用自己在德国的影响力，在美国和德国之间搭建对话渠道。通过“一种非正式的形式，使两国政府的首脑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理解他们真的想要得到什么”。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授权后，穆尼带着与罗斯福的谈话记录和一系列信件去欧洲游说，然而斡旋并未成功。显然，穆尼对希特勒的野心和纳粹德国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1940年3月，穆尼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秘密特使，进行了希特勒/戈林-穆尼会谈（Hitler/Göring-Mooney meetings）。穆尼在3月4日会见了希特勒，3月7日会见了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在这些会晤中，穆尼带去了与罗斯福探讨过的“非正式”建议和“非官方”态度（informal and unofficial attitudes）。然而希特勒的胃口没有那么容易满足，他对穆尼的答复是：美德关系被“不幸的传言”（unfortunate rumors）扭曲了。同时，希特勒向穆尼“坦承”了德国的战争目的，强词夺理为德国辩护，强调要实现第二帝国之后新的德国统一，保证德国的经济安全等。戈林与穆尼讨论了罗斯福的意见，并交换了对德国和美国关系的看法、美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对芬兰局势的看法、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等，协商了如何实现两国之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

穆尼的民间外交行为，表现了职业经理人的谈判能力和交往精神。在各种会晤中，他更多地依赖自己的意志，试图将企业协商的方法引入国家之间的沟通，以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曾经在二战期间遭到纳粹囚禁的美联社驻柏林记者路易斯·罗施纳（Louis Paul Lochner），以随军报道纳粹德国信息和抨击纳粹主义而出名，获得过1939年普利策奖，他对穆尼有着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穆尼的外交理念充满着“古典哲学家所持的道德、经济、政治一体的概念”。穆尼从事外交活动的最大特色，是把外交看作同商业谈判同样的事务。在给妻子艾达·麦克唐纳（Ida May MacDonald）的信中，穆尼对职业外交官充满不屑，而对商业协商倍加赞扬，并批评有些传统的外交官宁愿以百万计的生命为代价引发战争，也不愿意尝试着相互协商，然而，相互协商要比诉诸战争代价低得多。可惜的是，政治不是商业，商业交易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政治斗争却经常采用非自愿的强暴手段。穆尼试图以商业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尽管他抱着十分真诚的信念并使尽了浑身解数，但他把纳粹当作可以协商的对象，立足点就是错误的，最后不但劳而无功，而且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在一定意义上，穆尼所犯的错误，与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极为相似。但是，德国入侵波兰打碎了张伯伦的绥靖梦想，却没有能够唤醒穆尼。

纳粹在扩张过程中，面对世界上的一片谴责声，希特勒当然要充分利用能够“理解”他的穆尼，在穆勒充当罗斯福个人特使之前的1938年8月10日，希特勒授予穆尼德意志雄鹰勋章（the German Order of Merit of the eagle）。德意志雄鹰勋章是纳粹德国的外交勋章，1937年5月1日由希特勒特别设立，它的德文为“Verdienstorden vom Deutschen Adler”，主要授予当时与德国往来的涉外人士，不仅包括外国官员，也有一些商界人员。除詹姆士·穆尼外，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Thomas J. Watson）、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美国布什总统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也都获得过这一勋章。也许，正是希特勒的授勋，使穆尼有了试图说服希特勒的底气。但是，在美国国内，穆尼与纳粹德国的来往及其斡旋的失败，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芝加哥的报纸上，有一系列时评文章，报道并批评穆尼与纳粹政府的交往，舆论开始指责穆尼支持纳粹。1940年夏天，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以穆尼支持纳粹为由，切断了他与白宫的联系。

在舆论的压力下，通用汽车掌门人斯隆于1940年7月18日下令解除了穆尼的海外部职务，当然，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欧宝公司已经被纳粹头子戈林的经济部所掌握，战争导致通用汽车在欧洲的业务大大缩水。穆尼本人也回应舆论，在《美国周末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表了文章《美国要战争还是要和平》（War or Peace in America），阐明自己避免战争的观点。对于战争与和平，通用公司的很多经理人包括斯隆都写文章支持穆尼，尤其是斯隆，他与穆尼实际上观点接近。斯隆并不关心纳粹的得势，仅仅担心战争对商业的影响。所以，斯隆在解除了穆尼海外部的职务后，又任命穆尼担任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rwin Wilson）的执行助理，其职责是“全面负责所有的、包括国防装备在内的事务的谈判，以及与上述物资的设计和生产相关的、必要的联络活动”。这样，通用汽车公司的军品生产就置于穆尼的掌控之下。对此，舆论又掀起了进一步攻击。民间组织反纳粹联盟甚至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强烈抗议对穆尼的重用。信中说：“把一个希特勒的同情者，一个纳粹的服务者（要获得那样一枚勋章，这个人肯定为德国提供了服务），放在我们的防御计划的关键位置上，我们怎样来解释？”这封控告信最终被转到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手里。舆论的压力，还有对斯隆包庇穆尼的指控，最后导致联邦调查局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艾尔弗莱德·斯隆、詹姆斯·穆尼、格拉米·霍华德进行调查。1941年7月中旬到8月初，FBI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这几位通用公司的高管都不存在违法行为或不正当行为。

尽管官方和公司都有了结论，穆尼在战争期间负责通用公司的军品生产这一安排本身也说明了公司和联邦政府对他的信任，但是，民间的传闻是要逐渐消除的，为了洗清自己身上的脏水，穆尼在后来整理了《战争与和平的教训》（Lessons in War and Peace）手稿，内容包括他1925年到1955年的演讲，包括他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诸多看法，以向社会和公众说明自己的无辜。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几乎没有生产多少小轿车，而是主要转向军品生产。二战期间通用公司生产的军品总价值达13081亿美元左右，美国在战争中提供和使用的坦克、装甲车和飞机，有四分之一来自通用；步枪和子弹，有一半来自通用；重型卡车和运输车，有三分之二来自通用；其他的各种军品不计其数。这些用来战胜法西斯的装备，渗透着穆尼的心血。尽管穆尼遇到了舆论的攻击和民间的举报，但却没有遭到“八分钱，查半年”的困境，也没有因为被怀疑或者被误解而享受“挂起来”的待遇，能够正常工作并发挥作用，这不得不归功于舆论的多元公开与监控制度的健全。

美国正式参战以后，穆尼对外国的了解和对企业经营的熟悉，使他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伴随着战争的爆发，穆尼先是在通用公司内部负责战时生产，很快就被政府部门看中，1942年，他离开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航空局生产工程部（production engineering section of the Bureau of Aeronautics）供职，为战争服务。战争结束之前，他是海军作战部（the staff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的成员。战争结束后，他再次回到通用汽车公司。此时的穆尼已经年过花甲。1946年，穆尼离开通用公司总部，担任了威利斯·奥佛兰汽车公司（Willys-Overland Motors）的总裁。1957年，他因病离世，终年73岁。

穆尼能够进入管理思想家行列，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经理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探索。基于自身在公司中的经历，穆尼对组织的本质和原理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理论研究。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使全球企业遭遇到工业化以来最为严重的打击，企业是否还有活力？人类能不能走出困境？危机周期的魔咒能不能化解？这些，都推动着穆尼展开自己的思考。穆尼和赖利（Alan C. Reiley）合作，从组织的有效设计和运转中探讨改善工业社会的途径与方法。1931年，他们出版了《工业，前进！》（Onward Industry!）一书。后来，这本书被学界视为组织理论的经典之作。在书中，他们把组织比作“身体-精神”的统一体，寻求对组织的有机整体解释，提出了三项组织原理，即协调原理、等级原理、职能原理，从这三个原理中确立提高组织效率的方法。1939年，穆尼和赖利修订再版了该书，改名为《组织原理》（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在穆尼的晚年，他还组织了穆尼协会（J. D. Mooney Associates）并担任该协会的主席。

（初稿撰写：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