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三娘湾的第三天，来见面的客人陆续都走了，便成为廖原先生的家庭日。

借着我来，廖原先生提前把父母接来，他夫人黄锦秋老师从深圳过来，他姐姐、姐夫也从梧州过来，一家人首次在三娘湾聚齐。

上午，加上我们夫妇，八个人在泳池中央的茶棚喝茶聊天。不一会，大姐和姐夫兴之所至，直接下水畅游。廖原先生的父母各自拿着手机，向水中拍照。

姐姐和姐夫都早已退休，这次来也为看望儿子，薛冬宁，廖原先生的外甥。

我突然问：怎么没见过薛老师？

廖原先生笑：他忙里忙外，只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第一晚送你们回房间的就是他。

我还是没印象。大姐和姐夫两个六旬之人，和衣游在池中，也是一景。我便向工作人员高喊：薛老师在吗？

有人把他叫出来，瘦瘦白白的，戴着眼镜，远远回应：我在。

我赶忙煽情：你父母都在这里游泳，快来拍全家福。

薛老师掉头就走，只传来三个字：我在忙。

廖原先生连忙圆场：他也是个怪人。

这三娘湾，早在五年前就已交给薛老师打理，主要负责科考接待和自然学校。

薛老师三十出头，以前是南宁电视台的记者，英语八级，采访、录制、编导样样精通，尤擅水下摄影。每当我夜眺三娘湾的幽深，就难想象：他从花花世界转身到此，经常几个月独守这个野外基地。

第五天，三娘湾突然孤寂了很多。廖原夫妇已经陪二老回了南宁。

我走到接待室的吧台前，看到薛老师一个人在忙活，就坐下来。

薛老师递过一壶茶，说：如果这几天想要到哪里转转，我带你们去。

我说，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安静几天，喝喝茶，听听你的故事。比如，去年那个来考察的澳洲女孩。

薛老师终于笑了，说：哦，她是来做硕士论文的，澳洲和中国都有中华白海豚。我做做翻译，偶尔协助她，比如，出海拍摄。没有故事。

我追问：你去日本开会时，她有没有去？

薛老师笑得很迷人：那是两国一些自然学校的专家交流。

我只好换个话题：小学生都有自然常识课，不算动物园、植物园和海洋馆，还有旅游观光。这种自然学校有什么特别意义？

薛老师无奈地微笑，说，小孩都聪明可爱，长大后平庸拙劣，主因是灵气丧失。野外课程能感受无知和渺小，培植敬畏心，也激发好奇和勇气。都无可替代。

我来了兴致：别人的课讲知识，你的课讲无知？

薛老师露出一丝忧郁：人对自然，能知道的很少。我会告诉孩子们招潮蟹都是独臂，当他们看到都是左撇子，会去找右撇子，有时还真能找到。但我无法告知为什么，也没必要。这只是游戏的乐趣，答案对他们没意义。

我追问：游戏的意义在哪？

薛老师平静下来：危险和死亡面前的游戏乐趣，哪怕只有一次，就永远有意义。

我大为好奇：家长会放心吗？

薛老师很坦然：志愿者们每到假期都会带来几批，一来就把大人和孩子分开。直到临走，家长才会恍然大悟，一切都是套路。自然体验，毕竟不是野外探险。

我略有不解：他们的危险是什么？

薛老师顿了一下，说，是知识固化。刚来时会拍着海豚模型大叫，嗨，朋友。到了海里，人的本能会提醒，海豚随便一次无意冲撞，人都会粉身碎骨。三娘湾的海豚很密集，它们在鲨鱼面前的凶残，被人故意忽略了。

我借题发挥：人类喜欢在故事里生活。海豚从鲨鱼口边救下游泳的人，说明什么？

薛老师笑的很天真：情况都是真的，故事都是编的。没人敢说当时鲨鱼要吃人，也无法判别海豚是玩耍还是攻击。人的自然感应不如它们，所有认知，都是结果论。你的结论，可能误会了鲨鱼。

第六天，薛老师带我们去了远处的滩涂，看了红树林和招潮蟹。中午饭后，又带他妈妈和我老婆坐小船去了岛上，捡回很多奇特的小海石，每块都有不同的年龄和故事。

虽然全副武装，她们还是不同程度地晒伤，我老婆还落下了飞蚊症，好几天内，眼前都像有小蚊子。

第七天一早，他又像带孩子般，领着自己父母和我们夫妇去礁石滩，敲牡蛎。

本以为是轻松好玩的事，却被他千叮咛万嘱咐，还做了在海水里行走的示范。

块块礁石，只露出一部分，布满利刃般的牡蛎壳。姐夫一个轻轻的歪斜，扶在礁石上，便浑身划出十几道血痕。随即，我们依次受伤，轻重不等。看了水上，就忘了水下。

敲牡蛎的过程，是一首刀丛里的诗。

我们离开后没几天，薛冬宁的父母也回了梧州。

金庸世界第一高手，是心中无物的石破天，后来真在石洞里破了天机。但他的功夫究竟高到什么地步，任何高手都不知道。包括他自己。

每次说到薛冬宁，我都想起石破天。

梦幻般的三娘湾，又剩下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