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代表团从英国回到南非，未能带回任何喜讯。不过我并不介意大家如何看待我们与安普菲尔勋爵的谈话。我知道哪些人能和我们坚持到最后。现在，我对非暴力抵抗的想法已经成熟，也认识到了它的普适性和优越性，所以整个人心平气和。撰写《印度自治》，就是为了展示非暴力抵抗的崇高之处，检验我对其功效的信念。虽然现在非暴力志士为数不多，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

不过资金问题还是让我大伤脑筋。没有经费，坚持长期斗争确实很难。当时我还没有今天这么清醒，还没认识到其实没有经费也能开展斗争，而正义之战往往会毁于金钱。我也没意识到，对非暴力抵抗者或慕慕可庶（mumukshu）149，神只会赐予最基本的必需品。但我始终深信神绝不会弃我不顾，祂必会从绝望的深渊拯救我。（P.354）回到南非，虽然我不得不告诉侨民们代表团任务失败了，但另一方面，我的经济困难却得到了神助。刚到开普敦，我就收到一份英国发来的电报，里面说拉坦吉·杰姆谢德吉·塔塔先生150（他后来被封爵）捐赠给非暴力抵抗运动两万五千卢比经费。这笔钱足以缓解我们的燃眉之急，让我们继续斗争下去。

不过，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靠的不是这一笔或是数额更大的捐款，为真理而战主要靠的还是自我净化，自食其力。如果品格低下，就称不上非暴力抵抗斗争。正如再华丽的宫殿无人居住就形同废墟，一个人如果没有内涵，纵有再多财富也只是行尸走肉。如今非暴力抵抗者已经意识到运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一方面，布尔人的将领毫不退让，另一方面，立誓以死抗争的非暴力抵抗者不过寥寥数人。双方对峙犹如象蚁之争，大象一抬脚就能踩死成千上万只蚂蚁。非暴力抵抗者不会对自己的斗争设定时限。对他们而言，斗争再持续一年还是数年都一样，因为在他们看来，斗争本身就是胜利，斗争就意味着坐牢，（P.355）意味着被驱逐出境。可是，他们的家人怎么办呢？谁也不会雇用一个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入狱的人。等到出狱的时候，非暴力抵抗者要怎样养活自己，养活那些指望他的家人呢？他要住到哪里去？从哪儿弄到房租呢？即便非暴力抵抗者也会为日常生计发愁，这是人之常情。世上很少有人能做到为了正义斗争，就不管自己亲人的死活。自己遭罪算不上什么，但岂能连累亲人吃苦挨饿？

到目前为止，非暴力抵抗者被捕入狱后，他们的家人靠的就是我们每月提供的微薄津贴勉强度日。我们不可能给每位非暴力抵抗者都发放等额的家属津贴，一名要养活五口之家的非暴力抵抗者和一个单身的非暴力抵抗者不可相提并论。但我们的“部队”也不可能只招单身汉。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的原则，即征询每户所需最低生活用度，然后在信任的基础上按需分配。这么做当然大有空子可钻，有些无赖之徒会从中谋利，有些人虽然诚实，但过惯了好日子，（P.356）自会希望津贴能让他们保持原有生活水准。我发现长此以往运动难以维系，既可能会对真正有需求的人不公，又免不了让狡诈之徒有机可乘。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家属都聚在一处，让他们组成一个合作式共同体。这样就没有作假的余地，对谁都公平。集体经费也能省下不少，还能培养非暴力抵抗者家属适应简朴的新生活，彼此和衷共济。让不同籍贯、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同胞有机会共同生活。

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合适大家生活的地方呢？要是住到城里，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光房租可能就赶上买口粮的钱了，再说灯红酒绿的城里也不易于过简朴的生活。再就是城里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地方，能让这么多户人家不出门也能干些有用的活儿。所以显然我们得挑个离城市既不太远也不太近的地方。（P.357）我们是可以去凤凰村，我们已经在那儿出版《印度舆论》，而且也种了些庄稼。凤凰村还有其他一些便利条件，但就是太偏了。那儿离约翰内斯堡三百英里，去那儿光路上就要花上三十个钟头。所以要把这么多家属送过去再接回来，既困难又花钱。而且，这些家属也不愿意抛家舍业地跑到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去；就算他们愿意去，我们还是觉得把他们和出狱的非暴力抵抗者送到那儿不妥。

所以必须在德兰士瓦境内，在约翰内斯堡附近选址。结果1910年5月30日，之前我向读者介绍过的卡伦巴赫先生买下了一个农场，面积约有1100英亩，供非暴力抵抗者免费使用。这个农场有近千棵果树，一座小山脚下还有一幢小房子，能住下五六个人，且有两口井和一眼泉能提供水源。农场离最近的火车站劳雷站（Lawley）大约一英里路，离约翰内斯堡也就二十一英里。我们决定在农场盖房子，请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属过来安居。（P.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