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秦爵封制度。

中国古代的爵封制度，最早出现于西周。西周以前没有爵封，爵封制度是随着分封制的完善，按照血缘关系确立的。

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史学界一般认为，西周爵位分为三大等级，即诸侯、大夫、士。当时，基本上是按照血缘关系来确定爵封等级，只有少数臣服于周的部落或古国，才超出血缘关系封爵。在西周时期，爵位与官职一体，爵就是官，封爵同封地同时进行，诸侯封地为国，大夫封地为邑，士的封地为禄田。凡受封者，就是封地的最高长官，由他主管封地内的司法、民政、军政一切事务，封地的收入，就是爵位所获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有爵位的贵族还享有一些普遍性的政治特权。如贵族犯罪，不出庭受审，即所谓：“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贵族受刑，不残身体，不加侮辱。贵族犯罪当处死者，一般用缢死或赐死（令其自杀）的方式，即所谓“刑不上大夫”。处理贵族犯罪案件，也不归司法官员掌握，而由士师或国王、公卿裁决。这一时期，官爵完全不分。

春秋以降，爵制开始渐趋复杂。首先，各诸侯国的爵称逐渐增多，有了一些新的爵位，如君、侯、上卿、亚卿、五大夫、上大夫、下大夫等。其次，封爵逐渐打破了血缘限制，扩及到了有功的平民和杰出的人才。再次，爵位和官职逐渐有了区别，任官者不一定授爵，受爵者亦不一定任官。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军功爵制的兴起，爵封制度为之一新。其中比较典型并且对后代影响比较大的，当属秦国的二十等爵制。二十等爵制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确立的。在此之前秦国也有爵封制度，但不很细密。商鞅在变法时明确规定了秦国的爵制等级系列。即：

一、公士（意为有爵命而异于普通士卒），

二、上造（意为有成命于上），

三、簪袅（意为可用组带饰马），

四、不更（意为免去更卒之役），

五、大夫，

六、官大夫，

七、公大夫，

八、公乘（意为可乘官方车马），

九、五大夫，

十、左庶长（意为众列之长），

十一、右庶长，

十二、左更（意为主令更卒部其役使），

十三、中更，

十四、右更，

十五、少良造（良造又称少造，意为主领上造之士），

十六、大良造，

十七、驷车庶长（意为乘驷车为众列之长），

十八、大庶长，

十九、关内侯（意为封有食邑而不就封治民），

二十、彻侯（意为封有食邑且得臣其所食吏民）。

秦国的二十等爵制，等级严明细密，基本按照军功授予，破除了以前爵制中的血缘关系，同春秋以前的爵制有了性质上的不同，它的本质，是否定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这是它与周朝爵制最大的区别。但是，当时的爵制，同官制的区分还不明确。虽然当时在爵制之外已经有了官职系列，但官爵往往合为一体。从秦爵名称就可以看出，许多爵名，本身就是从官职名称演变而来的，大部分爵名都带有治军理民的职务性质。而且秦俗爵重于官，如商鞅三器题铭中皆称“大良造鞅”，称爵而不称官，即是爵重于官的一个例证。所以，秦国军功制下，往往言授爵而不言授官。正如《汉旧仪》所云：“秦制爵等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

秦国规定，凡受爵者均有一定的特权和利益。有爵一级，即可役使“庶子”一人，“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商君书·境内》）。向国家归还一定的爵位，可赎免沦为隶臣妾的父母妻子。“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秦律十八种·军爵律》）犯罪受罚，可以用爵位相抵，以减刑罚。据汉高祖时的诏令所载：“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可见，秦爵公大夫以上者可享受与县令县丞同等的待遇。

秦国的爵制虽然同官制区分不够明确，但秦爵已经不能等同于官职。根据汉代的追记，秦爵已分为官爵和民爵两大类，以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八等公乘为界。“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贳*（读音shì）与子若同产。然则公乘者，军吏爵之最也。”（《续汉书·百官五》注引刘劭《爵制》）“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187凡有当由民爵升入官爵者，须转让给儿子与兄弟，或加以其他限制。可见，此时官爵已经开始逐渐分离。

除秦国以外，战国的其他国家均有相应爵制，如楚国有执帛、执圭等爵，但均不及秦制详明。

（2）先秦官吏品秩制度。

西周时期，官吏的品秩等级以命计算，九命最高，一命最低，从九命到一命形成了品秩划分的雏形。

“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凡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周礼·春官·典命》）

这样，勾勒出了一个层次井然的贵族官吏分等图。

春秋战国时期，“高山为谷，深谷为陵”，层次颠倒，上下错位，等级秩序不那么井然有序了。在这一时期，旧的贵族等级次序被打乱，而新的官吏品秩还未形成系列，因此，在官吏管理上，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混乱”局面。随着战国时期军功制的盛行，禄随功走，秩随禄移，自然而然，俸禄待遇比较高的官吏，其地位也就比较高，人们便用计量俸禄的单位——“石”来衡量官吏地位的高下。到战国末期，以石数多少论秩级高下的新型官吏品秩系列逐渐形成。

（3）先秦官吏俸禄制度。

通常所说的俸禄，是指国家付给官吏的工作报酬，但俸禄一词的原意并不如此。按《说文》所释：“禄，福也。”古语中，往往福禄不分。《诗经·商颂·玄鸟》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笺注曰：“百禄是何，谓当檐负天之多福。”俸禄的“俸”字，在汉代以前（包括汉代）的典籍中，与“奉”通假，且“奉”字为本字。据《说文》释其义：“奉，承也。”字形是双手接承赐物。可见，俸禄二字，最初之意是指承受上天赐福而言。

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其官吏来源主要是世袭，王室、贵族凭借宗法和血统关系世代承袭高爵显职。与此相适应，官吏俸禄是通过分封来体现的，代表“天意”的天子把土地和人民以封国、采邑和禄田的形式层层分封给大小贵族官吏，世代相传。这种俸禄制即“世卿世禄制”。在这种制度下，俸禄的有无与大小并不表示官吏的能力和劳绩，而只表示上天的恩赐，此时的俸禄，没有国家付予官吏的报酬之意，仅是“天命”的物化。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宗法制度逐渐瓦解，兴起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士。各诸侯国任士之风渐起，贵族垄断官职的局面被士阶层的兴起冲开了缺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布衣卿相。与此相应，俸禄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非血缘关系而进入国家机构的官员，所依赖的是其才能而不是血统，所以，诸侯国君给予他们的俸禄是工作报酬而不是天命。这一转变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它标志着酬劳俸禄的正式产生。

春秋时期的俸禄形态和俸禄观念都与以前有所不同。管仲就认为：“爵尊则肃士，禄丰则务施。”（《管子·宙合》）孔子也曾说过：“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这说明，当时在俸禄形态上，已经产生了取代封邑赐田的谷禄制；在俸禄观念上，已经出现了量能按绩给禄取禄的思想；而且在对俸禄的态度上，已经认识到了俸禄是搞好国家管理的保证。晋文公时，追随晋文公立有大功的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即有人为介子推鸣不平，而晋文公亦对有功之臣介子推无禄深感内疚并追悔，也反映了当时以绩给禄观念的普及。

战国时期，量能按绩给禄的记载越来越多。触詟*（读音zhé）说赵太后时，以“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解释贵族失落权势的普遍现象，而赵太后欣然接受了触詟的观点，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俸禄和劳绩联系为一体。战国诸子中具有代表性的《孟子》一书中关于俸禄的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俸禄思想。《孟子》中禄字凡二十四见，其意颇杂，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三种含义：一是指西周的世禄制，如“昔日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梁惠王下》）；二是指由封邑制向谷禄制转化的过渡形态，如“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滕文公下》，据杨伯峻先生释，盖为陈戴之采邑，但其计禄单位已变为量谷的钟）；三是指官吏为国家、君主服务而获得的报酬，如“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万章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 （《万章上》）；“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告子上》）《孟子》中的这些论述，涉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均体现了只有尽职尽责、治国理民才能获取报酬的俸禄观。

战国时期，普遍建立了量功授禄的制度。燕昭王“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战国策·燕策二》）。魏国李悝变法，强调“（《说苑食有劳而禄有功”·政理》）。秦国从商鞅变法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188。这些规定，都确立了以功论官而非以亲论官的原则，从此，原先由血统确定的贵族演变为由国君按才能任免的职业官吏，采邑主也由此演变为守土行政官。这一变化，是当时社会大动荡在官吏制度上的反映。君臣关系由过去的血缘关系转化成为主仆关系，酬劳性质的俸禄即成为官吏制度及其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从总体来说，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按职给酬、以能取禄、用谷计量的谷禄制，后世的以“石”确定官吏秩级即源于此。但是，战国时期的俸禄尚无一定之规，多由君主随意确定，各国之间的俸禄差异较大，即使同一国内的俸禄数量亦无规范，职位与俸禄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缺乏关于俸禄的统一法规。整齐划一并且固定化了的俸禄制度，是到了秦汉时期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