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源远流长，而且有着“为现实服务”的传统。孟子声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表达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为后世提供治道；宋神宗将司马光编纂的史学巨著赐名《资治通鉴》，更表现出政治统治对史学的需求。

直到当代，伟大领袖一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把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推向极端。然而，经历过文革沉浮的朱维铮先生，却向学界发出了警告，认为史学的“经世致用”并非正道660。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角度，认真思考中国传统史学对现代治国理政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