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重点谈了服药、喝酒和清谈名士、魏晋风度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据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是中国中古时代的一次吸毒运动，吸毒风气就是由清谈名士引起。这就是说，名士与吸毒、喝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为什么喜欢穿着宽大的衣服？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喜欢吃药，吃什么药呢？就是“五石散”。

“五石”指的是岩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和石钟乳，其中岩石是一种含砷的有毒矿物，长期服用，会造成中毒，重者以至死亡。“五石散”含有很高的热量，吃下去以后就会全身发热，为了让热量尽快散发出去，所以就要穿宽大的衣服。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把全身脱得精光。所以，我们看到史籍常有魏晋士人裸体散发的记载，不能一味从他们的放浪形骸来解释，这同时也一种生理上的需要，是为了尽快散去体内的热量。

吃过药以后，不能休息，必须不停地走动，以加速热量的散发，为了散发热量而走路，叫做“行散”，也叫“石发”。“行散”或“石发”也是名士的一个派头。五石散是一种名贵的药物，非富贵之家，是吃不起的。所以吃散、行散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于是就有人冒充服散，以至于闹出了笑话。如北魏孝文帝时，有个人在集市上突然卧倒，翻来覆去地叫嚷着发烧，别人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就说自己“石发”。人家又问他什么时候服石的，他说：“我昨天吃饭，米中有石。”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但可以看出服散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了。

服散首创于何晏，何晏出身豪门，又是当时文坛领袖、名士之秀，所以士人竞相仿效，服散遂成一种时髦，并成为名士的象征。清谈名士们为什么会沉迷于服散呢？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长寿，如何晏就曾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史载，魏武帝曹操也曾向服散者请教，希望能够得到服药的秘方。另外，据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揭示，服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性能力，有助于房中术。除上面两个目的外，服散还可以美容，五石散不仅是一种强壮剂，同时还有美容的功效，由于五石散是热性药物，少量服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改进血象，据说服食五石散之后，脸色会变得红润光泽，双眼也会变得很有精神，这个美容的效果正好迎合了名士讲究姿容的需要。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五石散不是长寿药和美容药，而是一种毒药。所以，服散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就指出，服散之后，皮肤会变得脆嫩，容易被磨破，因此不能穿新的而适合穿着旧衣，衣服也不能经常洗，因为洗过的衣服需要过浆，而过浆的衣服同样很硬。长期不洗衣服，自然虱子就多。所以，“扪虱而谈”固然是名士风范的体现，但虱子满身乱爬的感觉肯定不太舒服。

总之，当名士是要付出代价的，表面上看他们是那么的风流潇洒，其实他们心里不见得那么超然，也不见得比俗人更少烦恼。据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名士多数脾气不好，狂傲暴躁、没有耐心，他们甚至会因为受到一只苍蝇的搔扰而勃然大怒，以至于手提宝剑满院子追赶那只可恶的飞虫，这些都说明名士的内心有时候也是很痛苦的。长期服散还会中毒，甚至死亡，中毒者的状况往往是惨不忍睹，例如“舌缩入喉”“痈疽陷背”“脊肉烂溃”。

晋代名医皇甫谧（215—282，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即今甘肃灵台人，后徙居新安即今河南新安）曾自述服药后的痛苦。据他说服药会感到心痛如针刺一般，身上的关节都像要脱离一样，浑身发热，长出痈疮，一天要用一百多挑水浇身，冬天也是如此。而且据历史记载，皇甫谧并没有因为服药而长寿，在服散七年以后，他还是带着无尽的痛苦死去了。长寿的目标没有实现，而看到的又是服药有痛苦或者中毒身亡，于是名士们渐渐有了一个共识：“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药是不能再吃了，于是他们便开始酗酒。

酒对于名士来说，是绝对不能少的，尤其是对吃药产生恐惧之后，对酒是加倍的珍爱了。著名的“竹林七贤”无不嗜酒如命，他们相聚的一个主要项目，就是喝酒。阮籍的邻居就是卖酒的，通常都是美丽的女主人当垆沽酒。阮籍就经常去喝，醉了就在睡在她的身旁，而美妇的丈夫一点也不在意。有人指责阮籍这样不合礼教，他就反驳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刘伶喝酒更加狂放，喝到高兴的时候，干脆就把衣服全部扒光。别人看到就忍不住要笑，刘伶这时候就会说：“你们笑什么？我是把天地当作房屋，把居室当作衣裤，你们怎么都钻到我裤裆里来了？”

名士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即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建安七子”之一）经常无故感叹：“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就是说，只有总有人陪着喝酒，就没有什么可以发愁的事了。

“八俊”之一的刘表（142—208，字景升，山阳高平即今山东微山人，汉室宗亲，西汉鲁恭王刘余后裔），为了喝酒痛快，专门特制了三种型号大型酒具，最小号的也有五升，大一点的六升，最大的七升。如果发现有人喝醉了躺在地上，刘表就拿出狼牙棒去刺，来检验是不是真的醉了。

可以说，正是从魏晋清谈名士狂饮之后，酒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永恒的主题，所谓“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清谈的名士们为什么要酗酒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名士从吃药转向酗酒，意味着人生价值追求的转变，如果说服药是为了追求生命的长度，是为了长寿，那么，酗酒则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何以发生这个转变？那是因为服药促死的教训，以及佛教生死观念的影响。

佛教与道教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截然对立，道教追求长生不死，而佛教则从不讳言人之必死，所以在佛教成为玄学清谈的内容以后，就使得名士们逐渐长生的梦想。在佛家看来，世间万物都免不了一死，功名利禄也不过都是虚幻，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清谈名士的开怀畅饮。名士张翰（约258—319，字季鹰，吴郡吴县即今江苏苏州人）放荡不羁，有人就问他：你难道就不为身后的声誉着想吗？张翰回答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卓（322—？字茂世，新蔡鲖阳即今安徽临泉人）则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由此看来，毕卓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够在酒池中了却一生。

当然，以酒避祸全身也是名士热衷于饮酒的原因，这方面的例子以阮籍最为典型。阮籍在青年时曾经踌躇满志，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因为在他的眼中，项羽、刘邦甚至都算不得英雄。可是后来他却完全变了，变得消极颓废，并开始酗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司马氏当政时诛除异己的险恶政治环境，特别是好朋友嵇康被杀之后，就让他真正的心灰意冷了，于是便整天以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经。“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喜酒好酒，很大原因即在于此。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饮酒能够让名士们达到超越自我、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例如王忱（？—392，字元达，太原晋阳即今山西太原人）就曾感慨：“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王荟（生卒年不详，字敬文，小字小奴，琅琊临沂即今山东临沂人，王导第六子，书法家）说：“酒正自引人著胜地。”王蕴（329—384，字叔仁，太原晋阳即今山西太原人，王濛之子，晋孝武帝皇后王法慧之父）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这种形神相亲、人人自远的境界，在正常情况下，是很难体验得到的，只有在酒精的麻醉和刺激下，才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似有若无、亦真亦幻的境地，相信喜欢喝酒的朋友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酒，对于名士来说，实在是个好东西！还是王恭（？—398，字孝伯，小字阿宁，太原晋阳即今山西太原人，王濛之孙、王蕴之子）说得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王恭的这些话，虽然有些偏颇，但在酒与名士的关系上，却说对了，每天不喝上几碗，算什么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