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S·芮恩施，就是这样一位可以唤醒我们感恩与良知的学者和外交官。他在生命的最后六年里，也就是在上个世纪的1913－1919年间，借出任美国驻中国公使之机，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近代世界政治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先后著有《远东的知识和政治潮流》（1911年出版）、《公共国际联盟》（1911年出版），在他辞世前一年，出版了《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在此期间，他与中国各界人士交游甚广，”对中国抱十分希望”，就是在卸任之际，还推动了梅兰芳赴美演出京剧。可以说，保罗·S·芮恩施出使中国期间正值清廷新亡、民国初建之际，但在芮恩施眼里，”常常到处看到中国生活转向新的方式和目的的各种迹象”，”看到共和政治的精神日益发扬、舆论的形成以及建立公用事业的要求更加明显。”他清楚的认识到，中国需要”对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进行在一段较长时间里的全面改良”，需要”确立一种更严密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共和政治的计划”。他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共和国的精神是中国人急欲效学的 。”因此，他要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亲自执笔，为中国读者撰写一本普及性的政治学或公民学读本，以便供”缺乏近世政治的习惯和知识”的中国读者参考，这就是他撰写《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一书的动机。正是在这本书里，保罗·S·芮恩施在 “近代政府的机能分述”一章中，不避琐屑，为习惯于模糊，耽于玄谈的中国人专门介绍了诸多进步、具体制度，特别是租税、预算、公债、币制、教育、公益等，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传播了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吻合的租税、财政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对于中国税收，保罗·S·芮恩施是世界税收文明的传教士，时过87年后，对于这样一位逝者，我们更对的可能是愧对。因为至今，我们的税收治理，依然徘徊在历史的叉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