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翰詹和中书行人

翰林院

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年）即沿袭元制设立翰林国史院，洪武元年、二年、十四年、十八年进行了数次大的调整。其中十四年（1381年）的调整，定翰林院为正五品衙门，十八年（1385年）更定品员，分其官员为正官、首领官、属官、史官四类。从此，翰林院基本定型，除了庶吉士制度尚不固定外，其他主要制度都已确立。建文时曾一度分为文翰、文史两馆，永乐时又恢复洪武旧制。

翰林院设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其属官有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后增为九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史官有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均无定员。

翰林为文学侍从。“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诰敕，以学士一人兼领。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则与诸司参决其可否。车驾幸太学听讲，凡郊祀庆成诸宴，则学士侍坐于四品京卿上。”“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525典籍掌勾辑图书，侍书以六书供侍皇帝，待诏掌应对。孔目为文移杂务之官。

五经博士比较特殊，起初，五经博士各掌专经讲义，以佐学士。后来，变成圣贤先儒后裔的世袭官职，由孔、颜、曾、孟等人的后裔充任，不治院事。

史官专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526明代新君即位，即修先朝实录，以六部分类，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由副总裁删削，内阁大臣总裁润色。

明代内阁，本属翰林之任，文渊阁本来是翰林读书之处，称为翰林院内署。作为侍从官员，洪武时曾谕：“翰林虽职文学，然既列禁近，凡国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当知无不言。”527永乐以后，文渊阁逐渐由文学转向政务。其后，尽管阁臣已不署院事，但内阁与各衙门的文移，俱称翰林院。直到嘉靖，文移才有内阁之称。

翰林院毕竟是文学之职，其本身在政治中并不重要，充其量只起顾问参议作用。翰林官一旦在政治上显赫，就必然会脱离翰林院，内阁就是一个典型。但是，翰林院具有其特殊作用，就是为政治储备高级人才。成化以后，两京六部中的礼部尚书、侍郎，吏部右侍郎，除个别特例，均由翰林出任。部院寺监的正官，也多为翰林出身。反过来，翰林出身的六部尚书，例兼翰林学士，侍郎例兼侍读、侍讲学士。永乐以后逐渐完善的庶吉士制度，更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储才性质。

庶吉士之名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明太祖创立了观政进士和庶吉士制度。为了使进士能够熟悉政务，太祖令进士到各衙门观政，其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者称观政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六科等近侍机构者称庶吉士。永乐以后，逐渐形成定制，庶吉士专归翰林院，由进士中选拔庶吉士，称为馆选，入院后以学士一人教习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成为明代政治中的常规。庶吉士三年散馆，考试优异者，授翰林院编检，次者出为给事中或御史，再次者出为部曹，再次者出任州县。但翰林院本身清贫，而科道权重，尤其是御史一职，巡按一次所获不可计量，因此，明代后期庶吉士求职，以御史为第一，给事中次之，视留院为最差。有云：

“近来台省雄剧，夐出词林上，每遇散馆，诸吉士多颙望留，其舆皂则计日以眄言路，惟恐为史馆之隶人。此辈就中，又以乌府为第一。闻其赛愿时，入台则用羊豕，入垣则用鸡鹅，若留作编检，仅用浊醪豆腐而已。今年值甲辰诸君散馆，有闲窥于吏部门者，见诸隶互相询答。一人问汝主拜何官，振声应曰御史。又问一人，徐对以给事。最后问一人，垂首半日不应，苦诘之，第长吁照旧二字而已。适友人姚仲含受吏科，其颜色甚惨沮。因语以吏部所见，亦一为启齿。”528

清代翰林院设掌院学士满汉各一人，从二品，例由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兼任，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均为满二人汉三人，正四品。修撰、编修、检讨无定员，待诏满汉各二人，笔帖式满四十人汉军四人，典籍满汉各一人，孔目满汉各一人，五经博士二十七人，堂供事四人，供事十四人。

清代翰林院基本上已经脱离政务，所撰写的册、诰、祝、祭等文字，基本上属于官样文章性质。翰林职在论撰文史，主要进行图书史籍的编辑校勘，参与实录、圣训、本纪的编纂，科举充任主考官，负责经筵日讲等。但翰林院储备培训人才的职能依旧且有所强化。翰林院设有典簿厅和待诏厅，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三馆。其培训人才最重要的制度为庶吉士制度。

詹事府

洪武初设有大本堂，召四方名儒训导太子和亲王，逐渐设置詹事、率府使、谕德、赞善大夫、左右春坊官、司经局官等。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以官联无统，设置詹事院，二十五年改院为府，与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同为太子辅导机构，各有印信，而事总于詹事府。詹事府设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首领官有主簿厅主簿一人，从七品，录事二人，正九品，通事舍人二人。左右春坊设大学士各一人，正五品，左右庶子各一人，正五品，左右谕德各一人，从五品，左右中允各二人，正六品，左右赞善各二人，从六品，左右司直郎各二人，从六品，左右清纪郎各一人，从八品，左右司谏各二人，从九品。司经局设洗马一人，从五品，校书二人，正九品，正字二人，从九品。

詹事府本是辅导太子的机构，由詹事统之，少詹事佐之。“凡入侍太子，与坊、局、翰林官番直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诸书。前期纂辑成章进御，然后赴文华殿讲读。讲读毕，率其僚属，以朝廷所处分军国重事及抚谕诸蕃恩义，陈说于太子。”春坊大学士“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笺及讲读之事，皆审慎而监省之”529。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掌顾问规谏，随时赞谕。司直、清纪掌弹劾官僚，纠举职事。司谏掌箴诲鉴戒，拾遗补过。司经局洗马掌经史子集四部、制典、各类图书刊辑，立正本、副本、贮本以备进览。校书、正字掌缮写装潢，诠其讹谬，调其音切。詹事府僚暨坊局官，与翰林官互相兼通，科举、修书均共同参与。

从洪武起，詹事府暨坊局官，多由部院大臣兼领。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以李善长等兼东宫官，并谕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将由是而生。”530

其后直至天顺，詹事府例由尚书、侍郎、都御史兼领。成化以后，则固定为翰林出身的礼部尚书、侍郎兼领。詹事、少詹事均带翰林学士衔，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洗马等则带侍讲、侍读学士以下至编修、检讨衔，而其职掌也与翰林院没有什么差别。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皇子出閤讲读，基本上另点别员充任，府坊局官仅仅是翰林官迁转之阶而已。

清代詹事府已经完全失去其东宫辅导意义。在康熙置太子时，也不以詹事为太子之师，而是专门委任“毓庆宫行走”负责。雍正废除太子制后，詹事府就完全成为与翰林院相仿的文词之任。

中书科

元代没有中书舍人，明代洪武七年（1374年）设直省舍人，隶属于中书省，后改名为中书舍人。中书省撤销后，中书舍人却保留了下来。建文时曾改名侍书，隶翰林院。成祖复旧制。中书舍人在明代官方文书中不称科，其官署俗称为科。中书科在午门内，与六科相连，定员二十人。除中书科外，文华殿门东房、武英殿门西房、内阁诰敕房和制敕房别设中书舍人入直，无定员。

中书舍人负责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同时承担近侍之职。郊祀天地由两名中书舍人随从供事，大朝会由四名中书舍人在奉天殿侍班，东宫节令朝贺由两名中书舍人在文华殿侍班，科举会试由中书舍人收掌试卷，册封宗室由中书舍人充副使。直文华殿门东房中书舍人掌奉旨书写书籍，直武英殿门西房中书舍人掌奉旨撰写册宝。内阁初无掾属，宣德起由中书舍人入直缮稿，正统后诰敕房和制敕房均设中书舍人，称文渊阁书办或内阁书办。诰敕房舍人掌书办文官诰敕，翻译敕书及外国四夷文书，并掌兵部纪功、勘合底簿。制敕房舍人掌书办制敕、诏书、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题奏、揭帖等一应机密文书，并掌各王府敕符底簿。

行人司

负责捧节、奉使。“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诸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每岁朝审，则行人持节传旨法司，遣戍囚徒，送五府填精微册，批缴内府。”531设司正一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七品，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从洪武晚期起，行人成为进士初仕之任。

（2）都察院以及科道

明初，因袭元制，于吴元年（1367年）设置御史台，与中书、都督合称三大府。朱元璋曾说：“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532御史台的长官左右御史大夫，为从一品。洪武十三年，随着中书省的废除和都督府一分为五，御史台也开始改组。十五年（1382年），更置都察院，分监察御史为十二道。经建文、永乐数次变化，最后定监察御史为十三道。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实际上，都察院的这些长官并不全设，多数为总督巡抚等派出大员的加衔。

都察院下设的办公机构，有经历司、司务厅、照磨所、司狱司等。其首领官有经历司经历一人，正六品；都事一人，正七品。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照磨所照磨一人，正八品，检校一人，正九品。司狱司司狱一人，从九品。

都御史职在监察。“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读音zhì chù）。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②

明代考察官吏的京察大计，都察院与吏部是主管机构。洪武六年（1373年），奉太祖令，“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此考察之始也”533。一直到明后期，都察院始终分掌考察。“故事，京官考满，自翰林外皆报名都察院，修庭谒礼。”534嘉靖时，吏部试图专辖考察，不让都察院介入，结果是吏部郎中罗良被罢免。都察院为三法司之一，纠察司法，制约刑部和大理寺是其重要职责。凡是皇帝指明要三司会审的大案，或刑部、大理寺难于决断的疑案，则由三司会审。而三司会审亦难于决断者，或皇帝担心其中有疑弊者，则可由九卿会审。

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虽是都察院下属，但其各有印信，各自行事。不过，都御史要负责十三道监察御史的考课、更调、黜陟。监察御史奏事，应以副本呈都御史。“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长官。”535御史出缺，都御史可向吏部举荐。御史出巡，回道后由都御史考核。但黜陟御史，则要奏报皇帝批准。监察御史任满改授新职，须征求都御史的意见。“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536但监察御史履行职责，则完全不受都察院制约。丘濬曾说其继承了唐代“台中无长官”的传统：“今六部官属，皆书其部。如吏部属，则曰吏部文选清吏司；兵部属，则曰兵部武选清吏司之类是也。惟都察院，则书其道，而不系于都察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537御史可纠举都御史。正德初南京御史陆崑曰：“御史与都御史，例得互相纠绳，行事不宜牵制。”538嘉靖时，给事中李学曾曰：“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则巡视方岳，入则弹压百僚，虽与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属官，直名某道，不系之都察院，事得专达，都御史不得预知也。”539与十三道相比，六科的独立性更强，除了给由、俸禄在都察院管理外，基本上不受都察院约束。

都御史执掌纠察大权，自身是否清廉正直，是行使职权的关键。仁宣之时，宣宗针对左都御史刘观贪浊，说：“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虽不才，亦知畏惮。今不才者无复畏惮矣。”杨士奇也道：“风宪所以肃百僚。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之。”并推荐顾佐替代刘观540。顾佐任职后，宣宗专门赐敕曰：“都察院受朝廷耳目之寄，掌国家纪纲之任。用得其人则庶政清平，群僚警肃。用非其人则百职怠弛，小人横恣。必尽廉公，乃称斯职。近年以来，在京诸司奸弊纷出，其司风宪者非惟不能纠举，且实与之同和。若此所为，国何赖焉！尔佐刚直廉正，简在朕心，今特畀斯任，其竭诚尽力，必公必明。恪恭夙夜，毋惮勤劳；弹劾愆谬，毋避权要，毋枉良善，毋纵奸宄。庶几人知儆畏，弊以清革，副朕简任之意。”541而顾佐任职后，都察院为之一振。直到嘉靖时，张璁还回忆说：“国朝顾佐为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贪墨不法，许穿绯衣当御前面加纠举，就行拿问。故都御史凡衣绯入朝之日，必有纠举，大臣莫不股栗。”542

嘉靖、万历以后，都察院职能日渐减弱，甚至成为阁臣、宦官的工具。特别是在党争中，都察院以及十三道御史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其监察权逐渐转归六科。“久不置都御史，益无以镇压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纪纲日紊，言路得收其柄”543。

十三道

共设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正七品，按省分道。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时分为十二道，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八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道，宣德十年（1435年）罢交趾道，最终定制十三道。各道御史定员为：浙江、江西、河南、山东道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各八人，云南十一人。各道由年深御史一人掌印，称掌道御史。掌道管事一年，可按一次大差对待。

监察御史品秩不过七品，但权力极大。“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544御史出外巡按，待后专门论述。仅就其在京（包括直隶地方）职能来看，可概括为弹劾、言谏、考察官吏、纠察部院百司四个方面。

御史弹劾，分露章面劾和封章奏劾两种方式。明代规定：“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⑤丘濬称：“御史纠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须要明著年月，指陈实迹，不许虚文泛言，搜求细事。盖恐言事者假此以报复私仇，中伤善类，污蔑正人。”545察明代御史奏劾，层出不穷，颇有声势。但有一大弊端，就是弹劾多出于皇帝旨意，或出于首辅权宦讽谕。“天顺中，科道纠劾，多出上旨，或召对面谕，且戒以勿泄，赐酒馔而退，亦或赐果核焉。”546因此，嘉靖万历以后，御史弹劾成为党争工具。

御史言谏，承袭了宋代以来的台谏合一，而且发展为御史以言谏为主职。明初，朱元璋就明确规定了御史的言谏之职。“宪台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机，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547因此，明代御史同给事中一样，一直属于言官。“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548

十三道纠察两京部院百司和南北直隶衙门各有分工。浙江道协管中军都督府及在京十二卫，直隶庐州府及相应二卫。江西道协管前军都督府及在京八卫，直隶淮安府和相应各卫。福建道协管户部，宝钞提举司及钞纸、印钞二局，京师诸库，在京十卫，直隶常州、池州二府及相应卫所。四川道协管工部，营缮所，文思院，以及御用、司设、神宫、尚衣、都知等监，惜薪司，兵仗、银作、巾帽、针工、器皿、盔甲、军器、宝源、皮作、鞍辔、织染、柴炭等局，僧、道录司，在京五卫一所，直隶松江府、广德州及相应卫所。陕西道协管后军都督府，大理寺，行人司，在京八卫二营，直隶和州、保定相应各卫。云南道协管顺天府，广备军，在京二卫，直隶永平、广平二府及相应屯卫所。河南道协管礼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尚宝司，中书舍人，钦天监，太医院，司礼、尚膳、尚宝、直殿等监，酒醋面局，钟鼓司，教坊司，在京六卫，两淮盐运司，直隶扬州、大名二府及相应卫所。广西道协管通政司，六科，在京十二卫，直隶安庆、徽州、保定、真定四府及相应卫所。广东道协管刑部，应天府，在京八卫，直隶延庆州及相应屯卫。山西道协管左军都督府，在京十二卫（包括锦衣卫），晋府长史司，直隶镇江、太平二府及相应卫所。山东道协管宗人府，兵部，会同馆，御马监，典牧所，在京三卫，中都留守司，辽东都司，直隶凤阳府和徐、滁二州，以及相应卫所。湖广道协管右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在京八卫，辽、梁、岷、吉、华阳五府，荆、襄、楚三府长史司，兴都留守司，直隶宁国府及相应各卫。贵州道协管吏部，太仆寺，上林苑监，内官、印绶二监，在京一卫，长芦盐运司，大宁、万全二都司，直隶苏州、河间、顺德三府，以及相应屯卫所。

六科

洪武年间按六部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经建文、永乐变化，定制为每科都给事中（掌科，也称科都）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各科人数不一，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万历时给事中有所裁减。六科官署原在掖门内尚宝司西，故又称掖垣。永乐时迁至午门外东西朝房，但掖垣之称照旧。明末李清历任刑科、吏科、工科，故其笔记谓之《三垣笔记》。六科每夜有一科轮流值宿。

六科在明代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吏科，凡吏部引选，则掌科同至御前请旨。外官领文凭，皆先赴科画字。内外官考察自陈后，则与各科具奏。拾遗纠其不职者。户科，监光禄寺岁入金谷，甲字等十库钱钞杂物，与各科兼莅之，皆三月而代。内外有陈乞田土、隐占侵夺者，纠之。礼科，监订礼部仪制，凡大臣曾经纠劾削夺、有玷士论者纪录之，以核赠谥之典。兵科，凡武臣贴黄诰敕，本科一人监视。其引选画凭之制，如吏科。刑科，每岁二月下旬，上前一年南北罪囚之数，岁终类上一岁蔽狱之数，阅十日一上实在罪囚之数，皆凭法司移报而奏御焉。工科，阅试军器局，同御史巡视节慎库，与各科稽查宝源局。而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549总起来看，六科的职掌，可概括为审核公文、言谏议政、考察官吏、监督六部四个方面。

在审核公文上，包括审核诏旨和审核经皇帝批红下发的章奏。六科每日要派员到会极门领取批过红的制敕章奏。“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550六科认为章奏不当者，可以驳正违失付六部。六科对章奏的驳正，称为“科参”。遇到科参，六部之官只能按科参意见办理。没有六部的签署，公文不得执行。《三垣笔记》的作者崇祯时任刑科都给事中，记曰：“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待，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然后知此为封驳设也。今仅作承行耶！”551显然，尽管崇祯时六科签署已成为例行公事，但仍保留有封驳制度的遗迹。

在言谏议政上，给事中本来就是谏职。所以，都给事中又称都谏，给事中又称给谏。其进谏的范围颇广，从对皇帝的批评，到对军国政事的评论，再到对文武百官的纠劾，几乎无所不包。洪武时，太祖就对给事中张文辅说：“朕代天理物，日总万机，安敢惮劳。但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人之忧，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有不理。”552即使不太称职的皇帝，也强调给事中的言谏职能。如正统年间英宗就说：“给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慝，举得言之。”553言谏或弹劾奏疏，可以单人上奏、单科上奏，也可以诸科联奏。为了保证六科的言谏议政权，常朝时，六科轮流派一人立于殿左右，珥笔记旨。并由六科与锦衣卫轮值登闻鼓楼。“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掌科皆预焉。”554

在考察官吏上，六科除了以弹劾方式纠察外，还要参与京察大计。吏科都给事中和河南道掌道御史负责访察，并在考察之后予以拾遗。“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555在监督六部上，六科虽然秩卑，仅为七品，但却对六部能够形成较为有效的制约。六部有事，堂官要赴科画本。如某一部政绩突出受到赏赐，则部堂二品大员与科臣比肩受赐。

由于六科主管制敕章奏，因此，还主管公文注销。所谓注销，类似今之办毕归档。按照明代规定，在京各衙门的题本奏本，奉到圣旨，俱要到六科批押登记。办理完毕后，赴科注销。在外地方衙门，每年要将公文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六科收贮。重要公文，六科均有底本。“嘉靖乙丑春，千步廊毁于火。先朝所贮疏稿底本，俱成煨烬。时上意恨惜，以问辅臣徐阶，他日修史，何所凭为张本。阶跪对曰：此皆积年堆弃残帙。各衙门紧要章奏，及四夷番文，共十三万二千馀本，俱贮六科廊内，况有成案可查。”556六科每半年按簿册检查核稽，如有过限未完之事，则具本题参。明代中叶，注销制度一度荒弛。万历时首辅张居正的考成法，实际上就是重建注销制度。凡公文按道里远近和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由部院督促寺监，由六科督促部院，由内阁督促六科。崇祯二年（1629年），思宗还重申六科注销制度曰：“尔等表里六曹，旧有注销之例，今再行申饬。各掌印官选委给事中一员，查理六曹奉旨应行事件，勒限奏报。少有违玩，纠劾责治。尔等自隳职掌，一并纠处。”557

另外，六科的给事中还有其他职掌，主要是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受卷官，册封宗室诸蕃或告谕外国充正副使。掌管朝参门籍。

六科无尊卑之分，但习惯上以吏科为首。“旧例，六垣例转，皆听吏科都为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闻。”558“吏科都给事中，为谏官领袖，责既宏钜，职复雄峻。其升擢后不称，或遭白简固有之，而在事时，未闻反被抨击者。”559为了保证六科权力的行使，重大事务要六科共知通奏。“虽分隶六科，其事属重大者，各科皆得通奏。但事属某科，则列某科为首。”560因此，六科文件可以互相观阅。“旧例，兵垣非机密边情不密封，间有密封，五垣亦得借观。”561各科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虽有上下关系，却都可单独上疏，甚至弹奏其上司。崇祯时，兵科给事中韩如愈，以同垣后辈身份弹劾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有人称“散员不宜纠都谏”，韩说：“若都谏贤则敬之，若都谏奸则纠之。吾忝居言职，敢恤寮谊而欺明主哉！”562

万历以后，六科对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具有特殊作用。万历年间，“时上于奏疏俱留中，无所处分。惟言路一纠，其人自罢去，不待旨也。于是台省之势积重不返。”563顾炎武曾评价道：“本朝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科参之力，今人所不知矣。”564

由于科道权重，所以，对其有特殊要求。“风宪须持身端肃，公勤谨慎，毋得亵慢怠惰。凡饮食供帐，只宜从俭，不得逾分。”565“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566“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索借贷人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其馀官吏罪二等。”567科道的选任，在明初不拘资格，科目、举监、吏员均有。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发现科道人选中有吏员出身者，当即说：“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知体者。”并诏令“自今勿复用吏”568。永乐以后，科道主要有两途，一是庶吉士散馆改授，二是考选。考选者基本是进士出身。“往例，考选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则间见，明经竟绝迹矣。”569后定科道必须要有地方官经历，又有行取之法，即从推官、知县中选拔。“天下守令，进士十三，举贡十七。推知行取，则进士十九，举贡才十一。举贡所得，又大率有台无省，多南少北。”570科道官的升转，远非他官可比，六科都给事中，一升转就是三四品大员。“内则四品京堂，外则三品参政。盖外转以正七得从三，亦仕宦之殊荣，而人多厌薄之。因有官升七级，势减万分之语。”571之所以重内厌外，在于升转以后的仕途差别。“科中内外之转，原非选择，而一升之后，低昂顿隔。内者不数年而建节，又不数年而卿贰。而外者栖迟藩臬，或至十数年，鞅掌浮沉，而且有风波之险。”572因此，明代中叶以后，科道多不愿外转，有愿为地方官者，则会被朝廷褒扬。萧近高任刑科都给事中，自请外补参政。“故事，六科都给事中内外递转。人情轻外，率规避，近高自请外补，吏部侍郎杨时乔请亟许以成其美。乃用为浙江右参政，进按察使。”573

清代都察院的设置同明代大体相仿，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初置都察院。顺治元年（1644年），正式设左都御史为坐院官。后逐渐演变，定制为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从一品；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人，正三品。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为外省督抚的加衔，无定员。都御史下辖经历、都事、笔帖式等职。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依旧为都察院所属。清代都察院的职掌同明代相仿。“左都御史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率科道官矢言职，率京畿道纠失检奸。并豫参朝廷大议。凡重辟，会刑部、大理寺定谳。祭祀、朝会、经筵、临雍，执法纠不如仪者。左副都御史佐之。”574皇太极在设置都察院时下谕旨道：“朕或奢侈无度，误诛功臣；或畋猎逸乐，不理政事；或弃忠任奸，黜陟未当；尔其直陈无隐。诸贝勒或废职业，黩货偷安，尔其指参。六部或断事偏谬，审谳淹迟，尔其察奏。明国陋习，此衙门亦贿赂之府也，宜相防检。挟仇劾人，例当加罪。”575

十五道

清代监察御史分十五道，每道满汉并置一至四人不等，从五品。各道掌印御史称掌道，其馀御史称协道。各道负责分理本省刑名（京畿道兼理直隶、盛京刑名），同时分工监督百司衙门。京畿道分理院事，稽察内阁、顺天府、大兴、宛平事务。河南道照刷诸司卷宗，稽察吏部、詹事府、步军统领五城事务。江南道稽察户部、宝泉局、宣课司左右翼，并监督在京十二仓，总理漕运，磨勘三库奏销。浙江道稽察礼部、都察院事务。山西道稽察兵部、翰林院、六科、中书科，总督仓场、坐粮厅、大通桥，监督通州二仓事务。山东道稽察刑部、太医院，总理河道，催促五城命盗案牍、缉捕之事。陕西道稽察工部、宝源局，核勘在京工程事务。湖广道稽察通政使司、国子监事务。江西道稽察光禄寺事务。福建道稽察太常寺事务。四川道稽察銮仪卫事务。广东道稽察大理寺事务。广西道稽察太仆寺事务。云南道稽察理藩院、钦天监事务。贵州道稽察鸿胪寺事务。到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两道，分湖广为湖北、湖南两道，增设辽沈、甘肃、新疆三道，变十五道为二十道。

与明代的不同之处是，清代鉴于御史巡按弊端过大，废除了巡按制度。起初，尚沿用明制以御史巡按地方，但巡按御史索贿严重。顺治八年（1651年）戒谕道：“御史巡方，职在安民察吏。向来所差御史，苞苴请託，身已失检，何由察吏？吏不能察，民何以安？今后各宜洗濯自新，务尽职事。并许督抚纠举，都察院考核以闻。”576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干脆彻底废除了巡按制度。

六科

清初六科自成一署，雍正元年（1723年），六科改隶都察院。六科各置掌印给事中满汉各一人，正五品；给事中满汉各一人，亦为正五品。清代六科的职掌与明代相同。“掌言职，传达纶音，勘鞫官府公事，以注销文卷，有封驳即闻。”577六科负责审察诏敕章奏，每天有一人轮直于内阁，掌管科抄，即接受皇帝批示的题奏，转发于有关衙门，承担皇帝与部院寺监之间的文书传递，稽察文书办理状况，注销文卷，并掌言谏议政，对口监督六部，有封驳监察之权。但是，由于其职能已经变为文书督办性质，封驳权几乎不复存在，惟有言谏权尚存。六科归都察院以后，凡城、仓、漕、盐事务，给事中与御史并差。科道共同巡视五城和京师通州十四仓，督察淮安、济宁、天津与通州漕运，督察长芦、河东与两淮盐课。

六科对口监察的分工如下：吏科分稽铨衡，注销吏部、顺天府文卷；礼科分稽典礼，注销礼部、宗人府、理藩院、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文卷；兵科分稽军政，注销兵部、銮仪卫、太仆寺文卷；刑科分稽刑名，注销刑部文卷；工科分稽工程，注销工部文卷。

（3）通政使司

明初，朱元璋为了解下情，于洪武三年（1370年）设置察言司，专掌四方章奏。洪武十年（1377年），改设通政使司，并为置通政使司下谕曰：“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勿隐蔽，当引见者勿留难。”578其后，明太祖为了削弱中书相权，同时也是表达自己对胡惟庸擅自截留奏章的不满，改变了奏章须经中书省的旧例。称：“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579“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580。使章奏统一由通政使司传递。

明代通政使司设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誊黄右通政一人，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下属有经历、知事等。

通政使司职在呈转章奏，与其他机关没有行文关系。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通政使司曰：“本司职专出纳，与内外诸司俱无文移。有径行本司者，以违制论。”581凡内外章疏敷奏，四方陈情建言，官民申诉冤滞，举告不法，均由通政使司承接。从洪武到永乐，通政司收到章奏不能拆封，只管传递，至御前才可开拆。后来，逐渐变为拆封归类，誊摘节要，附帖黄、写引黄而进呈。分类摘要附后者，谓之帖黄；外封书写事目者，谓之引黄。另外，还要对百司题奏勘合辨验编号。早朝汇总进呈官府题奏，午朝汇总进呈言事章疏，有机密要事随时入奏。有不经通政使司而直接封进奏章者，通政使有权参驳。廷议大政、廷鞫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通政使皆可参与。

通政使司对于下情上达确曾起过一定作用。“通政司所以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达下情，广朝廷之聪明。于政体关系最重也。”582但通政使有了拆封权后，弊端渐生。嘉靖时严嵩专权，与通政使赵文华勾结，扣发所有劾奏严嵩的章疏。时人议论曰：“洪武、永乐间，实封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自天顺间，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于是始有关防。然其时但拘留进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即纵之，未尝窥见其所奏事也。后不知始于何年，乃有拆封类进及副本备照之说。一有讦奏左右内臣及勋戚大臣者，本未进而机已泄，被奏者往往经营幸免，原奏者多以虚言受祸。祖宗关防奸党、通达下情之意，至是无复存矣，可胜叹哉！”②

清代沿用明制，亦设置通政使司。置官、职掌表面上与明代类似，实质上却有了变化。“掌受内外章疏，臣民密封、申诉之事。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而进之于朝，核其不如式及途程稽限者。凡大政、大狱，咸得偕部院预议焉。”583但清代汲取了明代的教训，曰：“推明代立法之初意，原未尝不善。审命令，达幽隐，凡执奏者毋忌避，驳正者毋阿随，敷陈者毋匿蔽，引见者毋留难。上谕所司，谆谆训饬。故曾秉正、刘仁之徒，犹能循谨守法。然其规太密，其权太重。内外章疏，四方陈情，或告不法等事，总先由司启视，然后奏闻。甚至事关机密重大，亦必用本司印记乃入奏。若径自封奏，则参驳随之。大政、大狱，会推文武大臣，使司必皆参预。若是乎，规条之密，事权之重，通政一司且中外庶政之扼其要矣。嘉靖后通政日不得人，甚至赵文华与严嵩相结，嵩恐劾疏至，无私人为之计，遂专任文华，俾得上下其手。于是擅操章奏之权，五军六部莫之敢发，而政府大坏，未尝非综要太重之故，而司厥事者得乘间行私也。”③因此，清代规定各种章奏不经通政使司而直送内阁。通政使司的职能只限于核对程式期限和呈转而已。“凡内外臣工封事，许其自达。其陈事之疏，在京径送内阁，在外邮递至司移送内阁，则皆进呈御览。无执奏之专，无封驳之重，无中蔽之隐，无参预之私。于庶事为大公，于群情为直达，所谓维政犹水长得流通者欤。此通政司一官，名虽沿而实则异。”③

（4）大理寺

大理寺卿在明清为九卿之一，说明了帝制时代成熟期司法机构地位的上升，也体现了统治者的“慎刑”原则。

洪武初年，设立大理司，后经多次变更，改为大理寺。唐宋以来，大理寺仅为寺监机构中的一个，到了明代，大理寺的地位则明显高于其他寺监。设卿一人，正三品，左右少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寺丞各一人，正五品。大理寺下分左右二寺，各设寺正一人，正六品，寺副二人，从六品，评事四人，正七品。

大理寺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为复审机构。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至大理寺详谳。左右寺分掌京畿和十三布政司刑名之事，各随其所辖而复审之。其谳狱的规范是：“既按律例，必复问其款状，情允罪服，始呈堂准拟具奏。不则驳令改拟，曰照驳。三拟不当，则纠问官，曰参驳。有牾律失入者，调他司再讯，曰审异。犹不惬，则请下九卿会讯，曰圆审。已评允而招由未明，移再讯，曰追驳。屡驳不合，则请旨发落，曰制决。凡狱既具，未经本寺评允，诸司毋得发遣。误则纠之。”584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互相牵制，固有其有利于慎刑的一面，但多次往返辩驳，往往造成刑名久悬不决，囚犯长期淹系，甚至庾死而未定谳者。随着厂卫权势的扩张，重大案件的司法权，多被诏狱所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