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注意哦！如果古人没有占筮这一套稽疑之法来作为抉择的手段之一，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作为最高领导人就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做决定啦。但是，有了占筮这一套问事于天地鬼神的方法，那就可以有条件地做决定。

从《洪范》这一段稽疑之法来看，在上古时代的中国，要真正要决定一件大事，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像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由全体公民直接投票来做决定，而是要在五个选项中进行综合测试，即：最高领导的意志、龟卜的结果、占筮的结果、卿士的意见、庶民的意见。

作为社会人群中的最高领导者，我内心想要做一件事情，而且打心眼里觉得这事不是从个人私利出发，而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那么，就要进入稽疑的决策程序。“汝则从”，这个当然，这件事是符合最高领导者意志的；“龟从”，通过龟卜所得的预兆也是好的；“筮从”，再通过筮法打卦，得到的也是吉利的结果，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可以通过了。至于卿士们有不同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这个可以保留；庶民百姓对此事的重要性难以理解，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意见也可以保留，但事情照样可以推进。

如果按照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在公民大会上一人一票地决定，那这种情况肯定就被否决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人的暴政却难以避免，伟大哲人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拜公民投票所赐。当人群的集体无意识发作之时，就像可怕的瘟疫蔓延于乌合之众，人的理性想要控制住集体的非理性，那就太难了。欧洲二战时期的纳粹兴起、中国十年文革的动乱，都是非理性瘟疫在人群中的集体大爆发。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里，最高领袖被称之为天子，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即假定人群中的最高领袖是超越于常人的圣者。圣者为王，王的位置最高，所以他看得也最远。他为国为民所想到的事情，自然非一般的卿士庶民所能想到，这是君王制度的基本前提。这时候，君王要想做一件事情，仍然不能任性地想做就做，还要通过严格的龟卜占筮，必须在公开的程序上，得到天地鬼神的吉兆。如果龟卜占筮的结果跟自己内心所想不谋而合，那么，去做这件事情才算有程序上的合法性。当然，如果卿士、庶民也都没有意见，那就是前面所谓的“大同”，当然是最圆满的结局。如果君王跟大臣们一商量，大臣们可能各有各的利益倾向，往往推三阻四、支吾其辞；再看一看庶民百姓的想法，老百姓可没有那个远见，老婆孩子热炕头，只要我眼前的小日子过好了，其余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按照《洪范》这里的稽疑原则，君王就可以去做。稽疑程序一共五个选项，最高领导、龟卜、易筮，这三项都通过了，是三从二逆嘛，说明君意是合于天意的，当然可以举事，所以这里给出的最终断语是“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