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第二种观点。

咸宁三年（277），在杨珧的建议下，晋武帝司马炎做出了以诸王兼任都督的决定，并调换了诸王封国，使王国与都督所在地相近，目的则是为了增强诸王捍卫中央的实力。太康十年（290），晋武帝司马炎临死前，出于防止叛乱、加强帝室的考虑，再一次增封诸王为都督，任以方面重镇。上述第二种观点的提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此，欲明了这个观点是否成立，首先就得弄清楚“都督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众所周知，都督制最早建立于魏文帝曹丕统治时期，它的正式名称是“都督某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地（如淮北）诸军事”，如果是在中央，则称“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中资历深、威望高的，则加号大都督。

曹魏创设的都督制度，被西晋直接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完备，“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据《晋书》卷24《职官志》： 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都督的权力确实要比诸王大很多。

以地方上的都督而言，根据官职的不同，他们可以统率一个州或几个州的军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曹魏还是西晋的都督，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都督。它的建立或存在，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专制皇权，而不是威胁或危害中央集权。基于这个考虑，因此，无论曹魏还是西晋，均对都督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限制和防范措施。

具体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都督没有治民权。曹魏西晋的都督与东晋南朝的都督不同，东晋南朝都督还同时兼任刺史，既统军又治民；曹魏西晋的都督，正常情况下不兼刺史，刺史另由中央政府委任。也就是说，曹魏西晋的都督，仅仅有权指挥刺史的州郡兵，行政、财政权力还是掌握在刺史手中。由于这个原因，刺史有时甚至在军事上，也敢于否决都督的命令。

第二，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这个权力属于中央政府。

第三，都督没有自行发兵、募兵的权力。

基于以上这些限制，我们就会看到以下情形：

首先，在晋武帝一代，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所发挥的作用，主要都表现为巩固了西晋的统治，如在灭吴、戍边等军事行动中，军事主力都是各个地方都督。

其次，在晋武帝一代，从没有发生过都督叛乱的事件。因为无论是异姓都督还是诸王兼都督，他们心中都十分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于皇权，一旦用掌握的权力对抗皇权，最终只能落一个可悲的下场。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石苞（？—273，字仲容，渤海南皮即今河北南皮人，曹魏至西晋重要将领，西晋开国功臣，历任大司马、侍中、司徒诸职，封乐陵郡公，谥“武”）在担任大司马、扬州都督期间，兵强马壮、实力超强，后来有人向晋武帝司马炎进谗言，说石苞想要造反，晋武帝于是就派出军队征讨。在听到消息以后，石苞不敢做丝毫抵抗，立即“放兵步行，住都亭待罪”。石苞为什么会如此驯服呢？这是因为有曹魏时期的前车之鉴。

大家都知道，在曹魏时期，也是在淮南，曾发生过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的三次叛乱，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淮南三叛”。王凌（172—251，字彦云，太原祁县即今山西祁县人，曹魏著名将领，东汉司徒王允之侄）、毌丘俭（？—255，字仲恭，河东闻喜即今山西闻喜人，曹魏后期重要将领）、诸葛诞（？—258，字公休，琅邪阳都即今山东沂南人，曹魏著名将领，蜀汉丞相诸葛亮族弟）三人都是在担任扬州都督期间，利用手中重兵反对当时掌握中央大权的司马懿父子，但是“淮南三叛”最后都因为得不到部下的支持而失败。

这近在眼前的例子，石苞自然会引以为戒。还有一点就是，在西晋初年，朝臣普遍有一种心理，那就是都督虽然位高权重，但是远在边地，很容易在皇帝面前遭人离间而面临危险（如前面所说的石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在他们看来，出任都督远不如在京师做官来得安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魏晋在建立都督制度，赋予都督重权的同时，又对它进行了种种限制和防范，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在服务于专制皇权的同时，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的力量。再从晋武帝统治的实践来看，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这一要求。在晋武帝统治的26年中，都督南征北讨、立功累累，却没有一例叛乱发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把这样一个明显有利于专制皇权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恐怕是过于强调了都督权重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它限制、防范的一面，因而，这种看法不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