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起，官吏管理中的吏胥问题成为影响政治的重大问题。元代重吏，致使有“元亡于吏”之说。而到明代，吏员地位逐渐低下，与胥役合流。到了清代，吏胥又与幕僚宾客合流，日益成为影响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因素。

官与吏之别，在唐代就初露端倪。刘晏称：“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629从宋代起，吏员就成了官吏管理中的难题。元代重吏，是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明清，胥吏的腐败成为政治制度乃至政治体制的一大侵蚀剂。随着科举人数的增多，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吏员队伍。各级衙门的主力是吏员，他们承担各种公务，操持法律，解释规例。

明代晚期在地方官员中逐渐兴起了幕宾，到了清代，地方衙门的幕宾成为定制。幕宾又称幕僚、师爷、西席，主要负责衙门的刑名、钱粮、承发、稿案，其中以刑名和钱粮最为紧要。幕宾系地方官高薪聘请，以友相待，参议相应公务，督察有关吏员。

胥役又称衙役，没有官方身份，属于服役性质，承办公务，习称公人或差人。他们负责衙门的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清代的州县衙门，胥役分为三班，即皂、捕、快班，均为贱民（称四班衙役时则包括壮班，壮班为良民）。皂班负责站堂执役，捕班和快班负责缉捕人犯，奉差办事。各班均有班头，或称头役、都头，统领本班。正式胥役有少量工食银，但其收入主要靠额外索取。编制内有工食银的胥役称为正役，正役不足者另有白役，即编外胥役。除三班胥役外，还有看守监狱的禁卒，看管女犯、执行嫁卖判决的官媒，检验尸伤的仵作等等，包括更夫轿夫等等，均为胥役。

除幕僚、吏员外，明清官吏还有私人仆役性质的长随，包括管理门户的司阍（或称门上），负责文书签转的签押（或称稿案），负责保管和使用印信的用印，以及司仓、管厨、跟班等。

吏员、幕宾、胥役、长随等人，在明清官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清人阮葵生曾言：

“唐宋以来，以制举取士于文采声华，而士乃不习民事；吏习民事，而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两途。而士之子恒为士，降而为吏，即为隳其家声，于是吏益以无赖。然在一邑，则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则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则一部之政由其手。以无赖之人而政出其手，则无所往而不为弊也。朝廷兴一利，吏即随所兴者滋百弊。欲革一弊，吏即随所革者滋他弊。自知罪大，则纵火去其籍，使茫然莫知其颠末。且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若孙；官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即年满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夫以他州外郡之人为来往无常之官，官一而吏百，又皆文采声华不习民事之官，以之驾驭百十为群、熟悉风土、谙练事故、作奸犯科无赖之吏，于此能奏循绩焉？故较汉世难什佰也。沿习既久，如久病之人，转以病为命，一旦悉去此辈，则百司茫然，一步不可行，势不能以终日。”630

时人为之感叹曰：“朝廷清厘庶政。诸弊皆易芟除。而惟此胥吏之奸。牢不可破。”631

幕僚胥吏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多数不属于官府的正式编制，没有国家官员的品秩身份，但他们却具体经办各种行政事务，甚至要给主官出谋划策，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主官。“吏胥生长里巷，执事官衙，于民间情伪，官司举措，孰为相宜，孰为不宜，无不周知。他日见诸施为，当更有条而有理。”632所以，雍乾年间的大吏陈宏谋认为，治理社会离不开吏胥，汉代的黄霸就是此类人物中的佼佼者。问题是，到了明清，吏胥在体制中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他们既在官场上具有广泛的联系，又在地方上具有很深的根基。离开了他们，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但是，就政治制度而言，他们又游离于制度的间隙之中，影响制度极多而受制度约束极少。除了部分吏员有俸禄外，他们基本上不从国家的正规俸禄中获取报酬，即使是领取俸禄的吏员，由于俸禄极低，也不是依靠俸禄生活，而是凭借衙门的陋规、主官的饩廪以及所管职事的“生发”过日子。吏员与胥役同主官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但体制在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幕宾与长随同主官的关系则不是官员之间的权责关系，而是主仆式的私人关系。这种公私交错的现象，是吏治腐败的重要渊源。

张居正曾谈到吏员之弊时说：“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赂之者，非祈其作福，盖畏其作祸也。如兵部袭职官，功次系于首级，一颗一级，令甲至明也。昔有吏故将一字洗去，仍填一字，持以告官曰：字有洗补，法当行查。俟其赂已入手，则又曰：字虽洗补，然查其贴黄，原是一字，无弊也。官即贷之。是其权全在吏矣。欲毋赂之，可乎？”633

顾炎武针对晚明政治弊端说：“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634

黄宗羲归纳道：“盖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於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承平之世，士人众多，出仕之途既狭，遂使有才者老死邱壑，非如孔孟之时，委吏、乘田、抱关、击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635

黄宗羲提出的变革之道是吏胥皆用士人而变其出身，长官自辟掾属以结成责任关系。

清代中央部院、地方督抚，直至州县佐贰，无不存在同样问题。雍正时“严各部书吏需索之禁”的上谕就指出：

“各部之弊，多由于书吏之作奸。外省有事到部，必遣人与书吏讲求。能饱其欲，则援例准行；不遂其欲，则借端驳诘。司官庸懦者，往往为其所愚；而不肖者，则不免从中染指。至于堂官，事务繁多，一时难以觉察。且既见驳稿，亦遂不复生疑。以致事之成否，悉操书吏之手，而若辈肆无忌惮矣。在督抚藩臬*（读音niè）等，止图事之完结，遂乐为应付，而不惜甘为容隐而不言，无怪乎奸胥猾吏以诈骗为得计，视国法如弁髦也。内部之书吏索之督抚，彼此效尤，必至督抚之书吏索之司道，司道之书吏索之府县，层累而降，受其害者仍在吾民也。嗣后着严行禁止。”636

书吏掌管文书档案，“收储案卷，封禁虽严而翻阅查对不能脱书吏之手，盗取文移，改易字迹，百弊丛生，莫可究诘。”637

针对师爷，雍正也提出整顿方略。“谕吏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但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黜陟属员，则清浊混淆；审理狱讼，则曲直倒置。败督抚之清节，误督抚之功名。彼则置身事外，饱橐而去，殊属可恨。”“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⑤

清代在雍正时，才开始注意从制度上解决幕宾胥吏问题，但其时已遗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