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一职，在唐代政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唐代后期，翰林学士对于政治决策有着极大影响。翰林学士实际属于使职性质，其与另外使职（包括宦官所任使职）的配合，实际就是汉代中外朝体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再现和延续。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继承性及其规律性。

学士一职，在南北朝时属于皇帝的文学侍从，如南朝梁的文德殿学士，北齐的文林馆学士。到唐初，学士本为中央政府的顾问官员，如高祖时赞襄太原起兵的温大雅，太宗登基前在秦王府文学馆设置的十八学士。弘文馆即为当时的学士机构之一。另外，太宗时常请一些文人进入禁中参与政务，即所谓“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387。有时也令这些文士侍从草拟制敕。“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388高宗时，正式设立北门学士，均以本官在北门候旨，以备顾问，主要职责是撰著图籍，兼为皇帝草拟制诏。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389。刘祎之等作为北门学士，撰著有《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等，可见其职掌仍是文学与政务兼而有之，且从其撰著的内容来看，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纯政务，而是二者兼备。

但是，翰林学士和其他学士不同。弘文馆学士、集贤院学士等皆有所属，以撰著、整理图籍为主，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②。到盛唐以后，翰林学士逐渐分割了宰相之权。《新唐书》把学士置于相职之后，不是没有道理的。

翰林学士的设置始于玄宗。“元宗以四隩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编掌，列于宫中，承遵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390起初称为翰林待诏，后改为翰林供奉。“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391此时的翰林待诏，虽已开始分领制诏之权，但尚无正规建制。“虽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等，迭居其职，皆被恩遇。”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正式建立翰林学士院。“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张垍*（读音jì）、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①

在翰林院的设置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翰林院地点的近侍性质，二是工作方式的非程序性质。翰林院设置后，始终位于皇帝所在近旁。驾在太极宫，翰林院则在明福门（即显福门，避中宗讳）内；驾在大明宫，翰林院则在左银台门内紧挨麟德殿旁（其遗址已经发掘）；驾在兴庆宫，翰林院则在紧靠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的金明门内；驾在东都或华清宫以及其他离宫，则均有翰林待诏之所。显然，翰林院的位置，比中书内省、门下内省等都要接近皇帝，而与宦官内侍所处的位置相仿。这种位置所在，说明了翰林院的权力来源及其能够成为中枢密要的奥秘。宣宗时令狐綯为翰林学士，夜半召对于含春亭，归院时赐以皇帝专用的金莲炬，致使翰林院门吏以为皇帝驾至，就充分显示出翰林院的近密性质。在工作方式上，翰林院显然不同于中书门下，其设置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的问题，即正规机构的程式文牍以及办事程序造成的死板性。所以翰林院不受常规章法的限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任意性。如德宗时的陆贽，任翰林学士时从难奉天，挥洒自如，日草数百诏，若不经思虑，成于须臾。这在按常规办事、程序繁复的中书省，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而同一个陆贽，当上宰相却反而缩手缩脚，处处被掣肘，可资证明翰林院在工作程序上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翰林学士归入使职。

从唐玄宗正式设立翰林学士后，翰林院就开始逐步取代中书省的职权，负责草拟表疏批答，检视王言，备皇帝顾问。安史之乱后，天下用兵，诏旨皆从中出，翰林学士的权力开始加大。贞元以后，翰林学士被人称之为“内相”，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宰相职权。内相之称，似乎是从陆贽任翰林学士开始。“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392而其后则不止见于一处。如韦绶“德宗朝为翰林学士。贞元之政，多参决于内署。绶所议论，常合中道。”393到宪宗以后，翰林学士俨然成了宰相以外而且比宰相更为重要的另一套决策班子。宪宗即位，从翰林学士中择年深德重一人为承旨学士，“所以独承密命故也”②。正如当时有人评论的那样：“大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394白居易曾有《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描写翰林之状称：“晓从朝兴庆，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妇，对院即储皇。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间荧煌。球簇桃花骑，歌巡竹叶觞。洼银中贵带，昂黛内人妆。赐禊东城下，颁酺曲水旁。尊罍*（读音léi）分圣酒，妓乐借仙倡。”南宋洪迈读此感叹道：“学士独称内相，至于与命妇分庭，见贵主冠服、内人黛妆，假仙倡以佐酒，他司无比也。”395

随着翰林院的设置，中书省的草拟诏命权力被大为削弱。此后，皇帝的诏令被分为内制和外制。翰林学士所撰诏令，直接从禁中发出，称为内制，用白麻制作；中书省或他官知制诰所撰诏令，从中书门下正式发出，称为外制，用黄麻制作。外制经过门下省，由符宝郎用天子印玺，才能成为正式制敕，但多为一般诏书。内制不经中书门下，而且起初不用皇帝印玺，只是墨敕，但多为重要诏书。初唐时，墨敕为士人所轻，特别是中宗时的墨敕，更为世人所不齿。但到玄宗以后，随着翰林院的制诏权力加强，墨敕越来越重要。从元和年间起，翰林院开始正式置印玺，称“书诏印”。翰林院的制诏权逐渐正规化，与中书省也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

但是，正如汉代以来的中外朝变化一样，随着翰林院的正规化，其制诏权力也在逐渐下降，翰林制诏中的例行公文、官样文章越来越多。“元和初，学士院别置书诏印。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听之。赐与、征召、宣索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飨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皆学士院主之。馀则中书舍人主之。”396显然，元和后的翰林院所草制诏，回归到了唐初中书省的路子。

在机构设置上，唐代的翰林学士无品秩官属。所谓翰林学士院，只是学士的办公之处，员额亦无限制。“自后（指开元二十六年后），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其后有韩雄、阎伯玙*（读音yú）、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旧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至德已后，军国务殷，其入直者，并以文词，共掌诏敕，自此翰林院始有学士之名。其后又置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而选取其便稳。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于所命，盖不定数。亦有以鸿儒硕学，经术优长，访问质疑，为人主之所礼者，颇列其中。”397

到元和年间，学士一般不超过六员。学士的人选不拘官职品位和资历，但求文思才干。为官者自三品的六部尚书至九品的校书郎皆可与选，入选最多的是郎官、补阙、拾遗、记注官，亦有个别白身。后来则入院要考试，其内容为制书三道，诗一首，赋一首，号称“五题”。

宪宗以后的承旨学士，一般在学士中选资望最高者担任，号为“学士院长”。又有两名宦官担任学士使之职，负责皇帝与学士之间的转达，“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398。形成一个灵活而又完整的辅政班子。

五代以后，翰林学士的入选考试渐为正规。凡未担任过中书舍人的官员入院，要先试“麻制”（册封或任命诏书）、“答蕃”（对少数民族或外国文书）、“批答”（对章奏的票拟）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当场试毕，当场交卷。随着翰林院的正规化，五代时曾一度将翰林院职掌归入中书舍人院。经过后代长期演变，翰林院逐渐疏离中枢，成为真正的文学之职。

（2）使职

唐代的使职情况较为复杂。“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者。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百万者。在朝，有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匦、宫苑、闲厩、左右巡、分案、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衔（街）；外任，则节度、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有因时而置者，则大礼、礼仪、礼会、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复、选补、会盟、册立、弔（*（diào，同吊））祭、供军、粮料、和籴。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谓之使。旧为权臣所绾，州县所理，后属中人者有之。”399显然，唐代的使职极为多样，有在朝者，有在外者，有常置者，有暂设者，有士人出任者，有宦官专职者，不可一概而论。

使职之设，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上文所谓“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为精当之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任何政府，都会面临规范化和高效率之间的两难选择。立政之初，由于诸事草创，往往需要以较灵活的使职性质的临时差遣来弥补制度规范的不足，唐初武德、贞观时就有这种情形，其使职人选与正规官吏无实质差别。随着制度的严密和诸事的规范，这种使职会被正规衙署所取代。但常规惯例愈来愈多，政务逐渐被烦琐程序与故事旧例所束缚，又会生出效率不高之弊。另外，正规衙署官职的任免，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使宰相皇帝也不能随意为之，必须考虑资历、出身、门第、形象、左右上下关系以及朝野人望等，而考虑了这些因素所任命的官员，难免不合意，不得用，甚至属不得已而为之。人选不合意加上效率不高，势必会用使职来矫正。开元以后所设使职，则多属这种情形，其人选往往以吏干为上，文藻次之，操守多不考虑，如宇文融、杨国忠与目不识丁的边将军使之类。特别是紧急状况下，正规衙门的呆板滞缓不足以应变，这类使职会急剧增加，甚至有将正规衙署取而代之之势，安史之乱后正是如此。而使职权重，则又导致皇帝不放心，遂采取两种措施控制使职，一是任用亲信（主要是宦官）监督，二是直接委派亲信出任重要使职。这时的使职人选，操守、文藻、吏干均在其次，而唯以忠诚附上为首选。以上所论，仅为大要，其间当然有例外，但大致不差。当时乃及后人论唐代使职，往往忽视规范与效率之间的两难以及情势的变化，执词偏激，使其论点有如隔靴搔痒。

严格地说，唐代的使职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政务中枢的使职，主要是除三省长官以外的相职，像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性质即属于使职；而盛唐以后的翰林学士，亦属此类。二是出使地方的使职，如按道派出的黜陟使、观风俗使，中唐以后的观察使等；尤以节度使兼领军民，为使职中特殊重要者。三是由宦官担任的使职，属于皇帝亲信，特别是观军容宣慰使、神策中尉、神策中护军以及枢密使、宣徽使等，在唐代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左右政局。四是性质上属于尚书省的使职，即执行某一政令或处理某种事务的使职，这类使职在唐代也较为多见，且多属财政方面，主要有租庸使、两税使、转运使、盐铁使、度支使等。前三类使职已分见前述，本节只略述第四类。

劝农使：初设于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由监察御史宇文融出任，负责检核天下户籍，收匿户羡田以佐国用。并于其下设置判官十九人，分派各地检括户口土地。到开元十一年，改为租庸地税使，补充判官十人，至开元十二年完成。共括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转运使：初设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由京兆尹裴耀卿出任，负责江淮漕粮的运输。裴耀卿在河口置虎牢仓，在巩县置洛口仓，在三门峡东置集津仓，在三门峡西置盐仓，并在三门峡北岸开山道水陆联运，三年运粮七百万石，节约运费四百万贯。此后，转运使逐渐固定设置，仅在开元天宝年间先后就有萧炅、韦坚、杨国忠等出任其职。

盐铁使：初设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年），由第五琦出任，负责盐业制造与专卖，以解决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上元元年（760年），户部侍郎刘晏勾当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永泰元年（765年），以刘晏为东都、淮南、浙江东西、湖南、山南东道盐铁使，以第五琦为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盐铁使。其后，盐铁专卖收入、特别是盐业官营，逐渐成为唐王朝的主要财政收入，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刘晏起，正式将转运使和盐铁使合并，称之为盐铁转运使，“以盐利为漕佣”，又在诸道分设巡院。此后，盐铁转运使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户部职能。建中年间，曾一度取消盐铁转运二使，归权金部和仓部，但公务无法运行，不得已又复置使。

度支使：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起，开始以他官判度支事，先后有萧炅、李元祐、杨国忠等人权知、权判度支。乾元元年（758年）起，正式设置度支使，以度支郎中第五琦为河南五道度支使。乾元二年，吕諲以同平章事充勾当度支使。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以户部侍郎勾当度支使。其后，度支使成为常置使职，而且多由宰相兼领。

户部使：开元十二年（724年），由御史中丞宇文融充诸色安置户口使。所以，户部使实由租庸地税使演变而来，主要负责检括户口的善后工作。至天宝四载，又以户部郎中王鉷勾当户口色役使，使户部常务使职化。到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以后，除度支、转运（包括盐铁）二使分掌财货以外，户部使亦开始掌握财货。

三司都制置使：唐末形成。昭宗出逃到凤翔，宰相均不在身边，遂以卢光启“总中书事，兼判三司”，从此形成先例。朱全忠为总揽财政，自封为“领盐铁转运使，判度支、户部事，充三司都制置使”。到五代，三司使逐渐成为定制。

延资库使：晚唐形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设立备边库，以贮度支、户部、盐铁三司钱物，主其事者为备边库使。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改名延资库使，而且以宰相判使。存在到五代后唐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