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熙原本被家族认为“性格温顺，不擅长社交，不适合做一个企业家”，而且在他之上还有两位哥哥，“太子”之位怎么也轮不到他。1979年，李健熙出人意料地被父亲确认为继承人，担任了三星集团的副会长。应该说，这体现了半导体项目在李秉喆眼中的重要性，以及他对李健熙的决断力的认可。在三星半导体项目生死存亡最为关键的1987年，李秉喆去世，45岁的李健熙出任三星集团会长。

在就职演说中，雄心勃勃的李健熙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将三星打造成世界级超一流企业”。要做到这一点，无疑必须倚重半导体项目。

半导体一向是美国的强势产业，然而，在日本半导体公司的挑战下，到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值已大幅超越美国，并且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了一半。这也是唯一一次美国半导体产业落后于其他国家。日本电气、东芝和日立占据了半导体制造业世界前三强的位置。存储芯片是美国半导体产业受日本冲击的重灾区，美国的八大动态存储公司只有美光和德州仪器两家幸存。

在美国政府的强势打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顺从美国的要求，控制本国的内存产量，大力监管由于生产过多而造成的低价销售。日本存储器制造商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但最终还是低头屈服，将1M DRAM生产线大量停产转售，把产业重心移向下一代的4M DRAM。

让人意外的是，美国经济在1987年恢复繁荣，市场对物美价廉的1M DRAM的需求量大增，三星电子乘虚而入，抢占日本企业让出的市场，捡了个大便宜。日本存储器产业大受打击，而三星则从此进入全球半导体一线企业阵营。

才刚掌舵三星集团，李健熙便面临艰难的抉择。那时，芯片晶圆加工的国际标准是6英寸。尽管谁都知道8英寸晶圆有很大的优势，但它在试产阶段的生产效率只有6英寸的一半，技术上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旦决策失误，三星电子可能要面临10亿美元的损失。

“周围人都极力反对。但是，我们要想成为世界第一，就得将这个机会看作实现飞跃的最佳时机，没有大胆的选择，就永远无法摆脱技术落后国的地位。半导体集成技术在过去的10年间，足足进步了4000倍。技术开发周期不断缩短，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保证新技术的开发，将会丧失很多的发展机会。因此，我放弃了老老实实、安安稳稳的道路，选择了大胆的飞跃。”

李健熙孤注一掷，把生产芯片的5条6英寸生产线全部改成8英寸，紧接着第6条和第7条生产线开工，并于次年成功运行。这一大胆的决策让三星电子掌控了16M DRAM的市场，将犹豫不决的日本企业甩到了身后。以此为契机，三星电子于1993年登上了存储器领域的世界巅峰。此时距他就任三星集团会长，不过短短6年的时间。半导体市场瞬息万变，芯片开发迟一个月都可能导致数千万美元的损失。日本半导体企业一误再误，从此让出了存储器市场的领导地位。

比生产线竞争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济泡沫与美国制裁的双重打击下，多数企业已没有多余资金投入再研发，此时的韩国犹如饥饿的野兽，以重金疯狂吸引这些人才。即使连东芝那样著名的日本领军企业，也遭遇了人才流失问题，其中被三星以三倍薪资挖走的就有70多人。

经历过专利诉讼之苦的三星，如今在半导体产业上也积累了很多的专利。特别是芯片专利，三星拥有的数量大大超过其他企业，取得了领先优势。

从1992年到1996年，三星连续率先研发出64M、256M和1G的DRAM，以及128M的S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牢牢占据了领先的地位。全球存储器的主要供应基地由日本转移到了韩国。

日本企业也在反思为何在半导体产业上败给三星，他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像李健熙这样的直接决策者。“半导体投资从100亿日元上升到了200亿日元，当设备投资的决策权还在事业部手上时，日本企业还保持着竞争力。不幸的是，当设备投资上涨到了高达1000亿日元时，事业部的投资决策权被剥夺了。所以投资判断失去了机动性，每次都错失投资机会。在全公司组织会议进行投资判断，这一体制使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与必要条件(即速度)渐行渐远。”

依据摩尔第二定律：制造芯片的成本平均每4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半导体产业的建厂成本也在以指数级的速度上升，这给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时机产业”，因为它需要预测前途未卜的未来，要在最佳时机进行适当的巨大投资。半导体的投资金额极大，决策速度又要求很快，稍有失误，难免头破血流。现代企业往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老板不懂业务不敢拍板，职业经理人又因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也不敢拍板，以至贻误战机。不仅是日本半导体企业在这个问题上一误再误，同一时期，中国以国企为主导的那批半导体企业亦在犹疑中起起落落。可以说，李健熙的决断力是三星电子崛起最为重要的因素。

1993年是三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此前的6年，其实是李健熙沉默的6年。在李健熙上任之时，三星集团是一个已有49年历史和15万名员工的庞大企业，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无人把少主放在眼里。李健熙在三星建立50周年庆典上提出的“二次创业”口号，沦为空谈。“50年间形成的企业体制太过牢固。经营者不思改进，公司与公司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利己主义横行，助长了恶性竞争的风潮。”李健熙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

从前的三星，组织机构复杂，重视论资排辈，企业决策缓慢，产品质量马虎，爱搞低价竞争，满足于在韩国市场坐井观天。所有这些陋习，全部被半导体项目无情地打破。半导体产业是竞争极残酷、技术更新最快、市场瞬息万变并且必须立足全球才能生存的产业，半导体项目要求引进国际一流人才，要求决策迅速有力，要求技术领先，要求做到世界一流，若非如此三星就不可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立足。李健熙力推半导体，是将三星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三星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奠定了基础。

半导体改造了三星，也成就了李健熙。三星的存储器项目在1993年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三星集团也因此成为韩国首家赢利过1万亿韩元(今约8亿美元)的企业，这让李健熙树立起了高度的个人权威，他终于能够重拳出击，对三星集团进行全面的改革。

在上任之初，李健熙亲力亲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3年，李健熙开始分权，他精简了会长秘书室的人数和权限，增加了各个子公司的权力。新的组织架构让三星集团面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大大加快，能够灵活应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分权后的李健熙则渐渐减少了自己直接决策和指挥的比重，直到不再去会长办公室工作，成为“归隐的管理者”。不去公司的李健熙只做两个工作，一是统筹三星集团的战略发展方向，二是担任三星集团的首席产品官。李健熙窝在号称“蚕城”的住宅里享受思考的乐趣，而且经常超前思考5年到10年后的事情。李健熙自小就在孤独中长大，儿时最大的乐趣是将玩具拆分后重新组装。沉默寡言的他是个学习狂，知识覆盖面极广，拥有包括电影和电视广播、历史、半导体、汽车等领域的专家级知识，尤其喜欢研究机械和电子产品，“搭地铁就想着它的运行原理，看电视就琢磨其内部构造”。每个月，从日本和美国分公司那里得来的高新技术产品会多次进出蚕城，他就在蚕城里认真细致地拆解和比较三星电子和竞争对手的新产品。

李健熙执掌三星集团5年来，虽然从财务报表上看，三星电子的业绩很光鲜：销售额翻了一倍，达到300多亿美元，出口额也增长了65%，达到19亿美元。但在漂亮的数据背后，三星电子却危机四伏。李健熙认识到，三星虽然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旧体制终于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变化。高度信息化社会正伴随着高新技术的急速发展而到来，以劳动力取胜的数量战略必须向以技术取胜的质量战略转变。三星电子的电视、盒式磁带录像机等产品在韩国的市场占有率第一，在国际市场上却是便宜货的代名词。

李健熙严厉地提出批评：“三星电子每天都有6000名员工要对3万名员工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2万多次的修理。地球上从来没有如此低效率、高浪费的集团。”他提出：“要从我开始，除了妻子和孩子，一切都要改变。放弃以量取胜，坚持以质取胜。”

质量低劣的三星手机撞到了李健熙的枪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