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史记·货殖列传》）

释义：

《周书》上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

2.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韬·文韬·六守》）

释义：

姜太公说：这三件大事就是大农、大工、大商。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助合作，粮食自然会充足；把工人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相协作，用具自然会充足；把商人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通有无，财货自然会充足。三种行业，各得其所，人民无忧无虑。不要打乱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不要拆散他们家族组织。臣民不得富于君主，城邑不得大于国都。

3.《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汉书·货殖传》）

释义：

《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不允许混合居住。士人在闲散的宴席上一起谈论仁义，工匠在官府里一起议论技巧，商人在交易场所交谈财利，农民在田野里共同谋划农业生产，从早到晚从事自己的事业，不会见异思迁。所以，父兄的教育即使不严格，其事业也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所学的东西能够学会，这是因为他们各自安于所居而乐于本业。认为自己的食物味美，认为自己的服饰华丽，即使看见奇丽粉华，因为不适宜他们的风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像西北戎狄的风俗与东南吴越的风俗不能互相融合一样。因此，人们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用足且不互相争夺。

4.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

释义：

到管仲辅佐齐桓公，实行了轻重之术，他说：“年岁有荒年和丰收之年，所以谷有贵有贱，命令有慢有急，货物价格有高有低。君主不调节市场，那么囤积居奇的商贾就会乘机入市，在百姓不能自给时，把价格提高到成本的一百倍。有万辆车的国家定有万金的商贾，有千辆车的国家定有千金的商贾，这是因为财富兼并产生了。按照粮食的多少去消费，按理能够满足百姓的需求，然而百姓中仍有饥饿的，原因是粮食被囤积了起来。百姓有余就轻视谷物，所以君主征收的价也低。百姓不足就重视谷物，所以君主能以高价卖出。凡是低价、高价，以及征收、散发按一定时机调节供求，物价就稳定了。遵守调节供求稳定物价的措施，使有万户人口的邑一定有万钟的粮食储备，用绳穿着的钱有千万串；千户人口的邑定要有千钟的粮食储备，用绳穿的钱有百万串。春天进行耕作，夏天进行除草，耒耜器械，种子粮食一定要富足。因此，大商和囤积居奇的商人就不能仗势掠夺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