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科学，就是可以被重复验证的分科之学。2016年，河北某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在美国顶级学术刊物《Nature Biotechnology》发表了一篇有关基因编辑技术的论文，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其论文内容如果是真实的，全球的基因编辑技术将会因此上一个台阶。但是接下来，全球的科学家和实验室无一能够重复验证韩春雨的实验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实际上已经可以认为韩的论文数据是不真实的（2018年韩春雨的论文被撤回）。同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并不罕见。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在其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中说到：

“只有当某些事件能按照定律或规律性重复发生时，像在可重复的实验里的情况那样，我们的观察在原则上才可能被任何人所检验。只有根据这些重复，我们才确信我们处理的并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巧合”，而是原则上可以在主体间相互检验的事件，因为它们有规律性和可重复性。”

和实验室科学不同，管理行为无法用量化的形式重复实验，比如某战略在某一家企业的复兴中起到了奇效，但在同种情境下，该战略在行业的另一家企业中实施就会前程未卜，甚至多半会失败。以此来看，管理与基础科学之间有不可弥合的鸿沟。

此外，管理甚至不是一门“专业”，我这里提到的专业，是应用科学的近似称呼。比如说我们大学里学的电子工程专业，是将电子学应用于实际工作之中的学科。管理虽然也是一个学科，但它甚至不能算是一个专业。因为专业往往可以抽离出若干个成熟稳定的“情境”用于研究和教学，电子工程学之所以是一个专业，是因为它可以提前学习某种“固定情境”下的思考模式，比如“短路”、“无线组网”、“自动增益控制”等等。而管理工作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千奇百怪的人际关系和外部种种制约，而且这些问题、关系和制约往往是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利基市场所独有的，基本上没有成熟稳定的“情境”，而脱离管理的“具体情境”，就会不知所云离题万里。

经常有年轻人会问我“我想去读一个MBA，您觉得有用吗？”

为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学习管理学有用吗？或者说，学习工商管理专业、研读MBA或拿下一些证书是不是对管理企业有很大的帮助呢？对此，德鲁克有明确的说法：“最终检验管理的是企业的绩效。唯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成就而不是知识。……如果试图通过向管理者颁发‘许可证’，或者把管理工作‘专业化’，没有特定学位的人不得从事管理工作，那将会对我们的经济或我们的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德鲁克毫不客气地指出：“把MBA课程教给23岁的人，这让我很吃惊，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浪费时间。他们缺少经验背景。你可以教他们技能，比如会计和其它能提供的东西，但你不能教他们管理。”

管理实践中包含大量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隐性知识是在“具体情境”中形成的，和学校教育无关，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企业家学历不高，管理水平却非常高的原因。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为例，曹德旺仅仅是小学毕业，但他非常善于学习新知识，并将新学到的知识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境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感悟。在曹德旺亲笔写的《心若菩提》一书中，提到他文革后一面学习会计知识，一面在企业中悉心揣摩，学会了如何透过数字分析福耀的实际经营状况，透过数字了解玻璃市场的动态和走向。有人给曹德旺推荐特劳特（Jack Trout）的《定位》，他认真研读并根据福耀的情况进行研判，这本书对福耀聚焦汽车玻璃的发展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这样的隐性知识我们在MBA课堂上无法学到。可以说，当前的MBA教育以及经济师、人力资源师、经营管理师、物流管理师、项目管理师等证书对于在企业中担任管理岗位的帮助不大。除了靠这些挣钱的培训机构之外，需要这些证书的只是心里面没有安全感的学生和职场人士。至于企业，需要的不是有这些证书的人，而是能给企业带来绩效的人。

有意思的是，长期以来，管理学却在向着过度数学化和模型化的方向发展，一篇管理学论文中如果没有高深的数学模型，就会被认为不知所云或者水平低下，甚至会被认为违反了学科规范。一些深得全球赞誉的管理学者，如德鲁克和明兹伯格（(Henry Mintzberg），都被当时的主流学界所诟病。《管理的实践》书名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管理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可以用数学和物理学角度对它进行度量和研究。教授们认为，管理学科至少也是一门应用科学，《管理的实践》这个书名简直是不知所云。

就像德鲁克先生所说：“任何人如果想把管理变得更‘科学’或变成一种‘专业’，一定会开始设法除去那些‘讨厌的麻烦’——商业世界中的不可预测性，包括：风险、波动、‘无益的竞争’、消费者‘不理性的选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自由和成长的能力也随之而去。”很明显，德鲁克反对管理中的过度控制——通过计划来预测和控制风险、波动、竞争、选择等不可预测的东西。这与当代智者，《黑天鹅》和《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Nicholas Taleb）的看法完全相同。塔勒布几乎反对一切控制行为，在他看来，绝大多数控制都是过度控制，比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医生带来的医源性损伤，等等。他认为，这个世界具有不可预测性，那些妄图进行预测的人，不是妄人就是骗子。而致力于过度控制组织和企业的人，不是疯子就是狂人。在《反脆弱》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2009年秋天，我去韩国参加会议，我与加藤隆俊同组，他当时是一个强大的国际机构的副董事总经理。在小组讨论之前，他用演示文件（PPT）简略地演示了他和他的部门对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经济预测。听着加藤的发言，我无法控制自己，竟然在2 000名韩国人面前勃然大怒，我愤怒得几乎开始用法语吼叫了，完全忘了此时的我身处韩国。我跑到讲台上，告诉观众，下一次再有哪个西装革履的人在他们面前预测未来某日将发生的事情时，他们应该先让他展示一下他过去的预测业绩——比如他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的那些年）之前的四五年，也就是2004年、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是怎么预测未来的。事实上不仅是加藤先生，我们预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显著罕见事件的成功记录接近于零，或者说就是零。”

人类的本性倾向于预测和控制，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笛卡尔机械论世界观一出现就统治世界的原因。自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以来，无数的聪明才智之士希望将管理变成科学的一部分，著述汗牛充栋，但现实问题却越来越多——在管理乃至人类涉足的其他领域，“求真”只是一种梦想，“圣杯”注定无法被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