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的言行来看，古代就有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这种人的炼成，是从价值观迷失开始的。

商鞅是一位历史名人，因为他主持变法取得了极大成就，所以他身上就有了某种光环。如果我们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态来观察商鞅，有可能在光环的背后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

人们一般认为，商鞅是法家的代表。这不错，他确实精通法家学说，“少好刑名之学”，一部《商君书》，人们看到的几乎全是法家的治国之道。但是，正因为商鞅以法家学说扬名立万，人们往往会忽视他身上那些非法家的东西。按《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商鞅在入秦之时，通过走秦孝公宠臣景监的门路得以进见。结果第一次讲帝道，把孝公说得打了瞌睡，得到了一个“妄人”的评价；第二次讲王道，要好一些，但仍然“未中旨”；第三次开始讲霸道，得到了孝公的赏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语数日不厌”，孝公不知不觉地用膝盖向商鞅身边凑近。景监问他如何能够得到孝公的欢心，商鞅答道：“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以此来看，商鞅显然不是仅仅精通法家学说，他对商周的德治礼治肯定是了解的。“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这几乎是战国儒家的专利，是孔孟之徒的强项，商鞅对此也能娓娓道来，说明他实际上了解各家学说。帝道、王道、霸道他都有一套，否则就不能“语事良久”，更不可能当听者厌倦之时还能侃侃而谈。孝公选择了霸道，他就投其所好。但是，他自己对法家学说的不足是有清醒认识的，“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表明商鞅自己也认为法家不比儒家更好。他之所以讲法家不讲儒家，不是他对法家有坚定的信念，而是因为孝公需要眼下的政绩。在这里，商鞅表现出了他的第一个迷失——价值观的迷失。他是以功利的算计来衡量各种学说优劣的，而不是以价值观来主导自己的选择。说白了，商鞅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只要符合孝公的口味，哪怕自己内心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他也可以照讲不误。很有可能，这种迎合心态会使他在谈话内容上有所选择，既然孝公喜欢听霸道，那就闭口不谈“霸道”的弊端而只谈“霸道”的功效。

有人可能认为，商鞅的这种选择，不能责怪商鞅本人，他对孝公的试探无可厚非，甚至还有可能赞扬商鞅的智慧。毕竟，在那个时代忤逆君主意愿是很危险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商鞅的定位有误。作为政客，当然可以随风倒；但作为思想家，必须有自己的信念。如果把商鞅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相比，这种缺陷立即显露无遗。同儒家相比，他没有“道不行，吾将乘桴于海”的志向，更没有迫使“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勇气；同墨家相比，他没有用“非战”信念来抗拒君主发动战争的念头，更没有“摩顶放踵”的坚守；同道家相比，他没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实批判，更没有视权势为“腐鼠”、“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洒脱；即便是同后来的法家韩非相比，他也没有对“说难”的深刻认识，而把言说作为利禄之途。在法家人物中，商鞅与韩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韩非坚信法家优于其他各家，而商鞅不见得有这样的立场，他是以君主的立场为立场。这种人，不能称为思想家。

由于商鞅的价值观迷失，所以他在实际政务中一切以功利为原则。同样受到祖国的排挤，韩非尚主张“存韩”，商鞅却可以用诡计破魏。当他为自己的变法功绩陶醉时，已经有人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史记·商君列传》详载了商鞅与赵良的对话，赵良尖锐指出商鞅“无德”“无礼”的严重不足，“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所以“亡可翘足而待”。然而，商鞅此时表现出第二个迷失——自我的迷失。他完全以外在的功名利禄来呈现自我价值，舍不得繁华锦簇，放不下权势威严，拒不听从赵良的劝谏，为身外之物所累，最终被车裂于咸阳。

回头看商鞅，不是要给历史人物挑刺，而是要洞察其中的道理。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商鞅的迷失足以我们引起警惕。这种迷失是逻辑递进的。一个管理者乃至一个公司，一旦价值观发生迷失，作为个人就会没有自己的坚守，作为企业就会产生社会责任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自然而然会走向自我的迷失，作为个人只能以外在的功绩来衡量，作为企业只能以利润的高低来判断，评价尺度完全功利化而失去伦理约束。一旦自我迷失，经营者的判断力就会下降，事业就会变成赌博，甚至会为了追求成功而放弃底线，饮鸩止渴。更重要的是，这种迷失形成社会风气之后，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外在效应，对他人的评价准则会转移到狭隘功利尺度，不断“挤兑”正人君子，由“笑贫不笑娼”到“逼良为娼”。例如，后人对商鞅本人的评价，多谈他的变法成就，少说他的为人处事，一个权谋性的“徙木赏金”案例，竟然在世人口中变成了追求诚信的正面示范，足以说明这种迷失会在潜意识层次不断传承。所以，价值观的迷失，是一条不归之路的开端，值得人们格外重视。

关于如何看待商鞅，毛泽东的观点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毛泽东中学时代有篇作文，名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把商鞅称为四千年来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欣赏商鞅的功利。“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2国是根本，民是手段，老百姓之愚，要靠商鞅之法来惩治奸宄，富国扬威，打击贫怠，无需仁义道德。

对比一下毛泽东对商鞅的评价和司马迁、贾谊对商鞅的评价，有些东西值得思考。早在汉代，太史公在鄙视商鞅为人的同时，也肯定了商鞅治秦的成效。贾谊则看到了这种治国成效背后的隐患和灾难。《汉书·贾谊传》记载了贾谊评论商鞅变法对民俗和道德的影响：“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併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于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按照贾谊的说法，秦完全抛弃了三代尤其是周制的礼义传统，改变了民俗，从此，中国的社会生活进入了丛林时代。

再退一步，仅仅从法治的角度看，商鞅不同于韩非，但即便是真正的法家，所崇尚之法治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而是威权。按照金纲先生的观点，儒家的礼制，倒有接近现代法治的因素。周秦之变的转折点就在商鞅。他以反抗自然法的人造法和僭越的国家权力，取代了由自发形成到演化扩展的礼俗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