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的变革要成功，必然涉及利益重配、让步妥协、奋力推进、及时调整等内容，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把握变革之度，形成小目标的有效积累。

二代的守成和变革不能截然分开，守成中可能含有变革因素，变革中也有相应的守成考量。然而，守成和变革毕竟不同，这两个方向的用力，需要有不同策略。单纯就变革而言，最要紧的是戒急用忍。

一般来说，开国君主传到二代，王朝的生命周期还出于上升阶段，变革的要求多不迫切。所以，真正的大规模变革，往往是王朝中后期展开的。汉武帝改变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宋神宗用王安石全面变法，就是两个例子。从对王朝的影响而言，汉武帝是成功的，而宋神宗却失败了。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首先，这种大规模变革，需要有“产品”推出。汉武帝推出的产品，是独尊儒术旗帜下的有为政治；宋神宗推出的产品，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熙丰新政。相比较之下，汉武帝显然手中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他有文景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为后盾，而且经过自己的多年准备，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执政班底。宋神宗则不一样，他面临的是重新调配社会财富问题，而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设计无法使利益相关者普遍获益，在变革之初并未形成朝野的全面支持。

其次，汉武帝在成长过程中，曾经不断试探。窦太后崇尚黄老，汉武帝不得不牺牲推崇儒术的赵绾和王臧，一直到窦太后去世后才可以放手“更化”。为了使自己的主张通行无阻，汉武帝重用平民出身的公孙弘，把丞相由决策者变成执行者，在自己身边以“中朝”方式建立了决策中枢，通过人事的不断调整使整个朝廷都听命于己，这些都为推行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宋神宗则一上台就急于变革，尽管他也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但那不过是一个类似于政策研究室或者体改所的机构，在朝廷重臣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就拉开了改革帷幕，始终依赖的班底不过是王安石以及少量新进官员。

再次，汉武帝所用的董仲舒思想，以“公羊春秋学”构建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依据，对天命的推崇和对儒学的强调使其变革具有理论支持，在独尊儒术后并不禁绝其他学问，在人事班子调整和中朝体制建立后并不禁绝不同意见，所以其变革过程中信息负反馈一直存在。而宋神宗的变革尽管以《周礼》为依据，以“三代之治”为理想，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并未成为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而且为了变法压制不同意见采用打压手段，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支配改革时，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放在对抗天命、对抗祖制、对抗舆论的位置上，其失败在所难免。

另外，当变革出现问题后，汉武帝和宋神宗二人的不同应对，给他们的二代留下了不同遗产。汉武帝晚年有轮台悔过之诏，使昭宣二帝能够顺理成章地改变政策。而宋神宗则抱住新法不放，在王安石罢相后仍然坚持变法，史称“帝终不觉悟”。由此而导致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主持的“元祐更化”反弹过度，引发翻烧饼式的党争，北宋王朝由此而万劫不复。

对二代问题的历史进行探究，可以给我们提供间接的经验参照。历史不可能重演，却能够给今人启迪。古代的王朝与今天的公司最大的不同，是古代的王朝靠民心向背来检验，而今天的公司则靠市场涨落来生存。所以，古代的帝王之道并不能照搬到今天，但其中的逻辑却依然有效。

附记：与帝王相比，平民的二代似乎更难做到“基业长青”。北宋诗人兼藏书家陈亚的后代败家之速，可以作为一个范例。“陈少卿亚，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平生之所宝者。晚年退居，有华亭双鹤泪、怪石一株尤奇峭；与异花数十本，列植于所居。为诗戒子孙云：‘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未几，皆散落民间矣。”（《宋稗类钞·志尚》之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