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髓：“两参一改三结合”

《鞍钢宪法》的精髓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群众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在不是“左”就是“右”的年代，处处都是运动的身影。“大跃进”时的“赶英超美”的指导思想落到鞍钢身上就是减员增效。当然，减员是不可能的，国企一般不会主动辞退员工，只有通过提高单位产出和高质量产出才能为新中国做贡献，面临着技改、创新。然而，一长制的管理模式处处制约着员工迸发力量，毛泽东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为鞍钢解放了思想，所有人都彻底放下了包袱，大胆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出改变。这种在党委领导下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相结合的思想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存在着外行指挥内行的现象，

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国企如果还在吃大锅饭是没有出路的，国家怎么能发展，而这些企业又怎么能与欧美企业抗衡呢？所以，他采取了政治体制倒退的形式，即打破大锅饭，由企业自己独立经营，国家对它们的管控形式经历了“拨改贷”、“利改税”。当然，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问题，导致很多国企破产，很多工人下岗，自谋生路。但是，这又符合优胜劣汰规律，也符合人力资源供需平衡的原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列宁的说法很精辟，他说：“社会主义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呢？按辩证法看，是不能的。”所以，邓小平是从国家整体振兴角度思考的，现实是我们需要多个领域的技术专家、业务能手和外来投资。

实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鞍钢宪法》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占据着企业的管理灵魂，但是也无疑成了那个年代鞍钢的哲学。日本的质量管理专家石川馨曾说：“日本的QC，实际上也借鉴了中国的《鞍钢宪法》。” 而沃尔沃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1988年将“装配线”改造为“装配岛”，使工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

工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生命、有智慧的勤劳的人民，他们不渴求大富大贵，只期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们是可爱的人。

在华为，任正非把“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应用于实践，每个人都有机会与他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据称，华为在内部还有例行民主生活会，不变的主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公司的网络论坛上，谁都可以发言，说什么都可以，即使是骂任正非也可以。

《华为基本法》、《华侨城宪章》等都是这个时代企业阐明自己价值主张和文化取向的代表文件，它们都在努力成为一种管理哲学，让认同该哲学的员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合力。它们不同于《鞍钢宪法》，没有意识形态、没有阶级观念，有的只是如何经营好一家企业，实事求是地谋求发展。

启示：坚持走群众路线

201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到吉林省长春市进行调研。当谈到企业管理时，贺国强回忆起当年工业学大庆、石油化工行业学吉化的情景，他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和‘吉化经验’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要继续发扬光大，特别是要着力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下大气力解决一些企业管理滑坡、纪律松弛的问题，不断提高企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中国钢铁行业正处于转折点，内有群雄并起合纵连横，外有强敌虎视眈眈。而从2011年年底，全球前几大矿石供应商要求铁矿石大幅提价，是让人头疼和需要付诸大量心力的事情。如何在保证售价没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内部消化原料供应商造成的成本呢？唯有一条路，那就是修炼内功，主题依旧是减员增效。那么，《鞍钢宪法》需要修改一下，即“干部深入一线，技术引领变革，工人参加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群众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然而，当代精英言必称美国，只要是欧美的东西，不管是良药、毒药，一并拿来，统统吞下，“高管治企”、“精英治企”、“专家治企”大行其道。自命不凡的“精英们”，高高在上，脱离基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则沦为“工具”，被排斥在管理之外，除了赚钱养家糊口，再也不会与管理、决策结缘。至此，原来意义上的国企蜕变为“权贵企业”、“精英企业”。

十八界三中全会在国企改革方面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还原了国企真实的企业属性，剥离了过多的照顾和非市场化行为。然而，国企内部的经营运作、机制创新、员工管理等方面，需要国企的管理者不仅要借鉴欧美企业的先进做法，还需要坚守和发扬国企的宝贵经验和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走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