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国共两党都曾经为中国的土地革命而奋斗过。但是由国共两党合作主导的第一次土地革命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按照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说法，就是国民党背叛了土地革命。

那么国民党为什么会背叛革命呢？因为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大批军官出身于地主阶层，而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的土地革命把他们的家属当作土豪劣绅游了街，剥夺了他们家的土地和财产分给了穷苦农民，他们出于自身的阶级立场自然要调转枪口屠杀革命者。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导致中国大陆第一次土地革命失败的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后，却发起领导了一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土地改革。其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实行了土地的证券化。农村占有土地的大户（地主），可以把土地资产变成通用的有价证券，拿到资本市场上去置换工商业资产的有价证券。于是社会通过市场机制顺利地消灭了地主阶级，把他们和平演变成了工商业投资者。

从大陆退守台湾的二百万国民党军队与台湾岛上的地主阶级没有血缘关系，在台湾他们没有投鼠忌器的顾忌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又背叛了革命，或者说是彻底放弃了革命，转而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事实证明，用市场机制的化学手段去溶解一个没落阶层，比用阶级斗争的物理手段消灭他们副作用要小得多。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土地都是社会最重要的资产，同时也是流动性最差的资产。如何让这块巨量资产流动起来，是决定一个农业社会能否顺利完成工业化转型和城镇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工业化转型是靠强制性的土地改革和农村集体化完成的，而这个转型连毛泽东都不否认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实现的。工业化转型必然会带来城镇化转型，而中国目前正走在这下一个转型的途中。

在这个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两个最棘手的难题：一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镇，导致城市的房价急剧增长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不但大量占用了其他产业发展的资源，而且大比例占用了居民消费的可支配财产；二是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占用了大量农村土地，导致全国耕地面积以每十年一亿亩的速度递减，不但影响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时也引起了许多强占强拆的恶性事件，影响到了国家的政治安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还是土地问题。

鉴于土地是极具特殊性的资源，无法跨越时空、缺乏供求弹性、价值地域差别大、用途可塑性广等等，用产品思维的物理手段，无论是征还是换、是分还是合、是收还是放、是奖还是罚，均无法解开上述难题。要想原地实现转型，只有上升到资本思维的层面，用化学的手段将土地资源虚拟化，融化为通用的资本，然后通过市场机制消化之。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资产的证券化是绕不开的解决方案。

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地价上涨，而地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建设用地供不应求。从道理上讲，只要允许农民的宅基地进入市场，就可以吸收大量因外贸顺差而超发的货币并迅速拉低土地价格，靠增加土地供给压抑房价上涨。可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的法律限制农民的集体土地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因而造成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

农民进城买房，占用了城市建设用地的资源，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农村的宅基地，这无疑会大大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除非城市扩张直接占用了农民的宅基地，以拆迁安置的形式直接置换土地，否则就会造成大量进城农民的宅基地因为空置而形成资源浪费。

显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通用的土地置换的机制，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发明了“土地流转”的概念。不过土地流转机制只能绕开土地交易的法律障碍，仍无法解决让土地资本化以及让交易跨越时空的难题。甲村庄的农民可以购买乙城市的房子，但是乙城市的地产开发商未必需要甲村庄农民的宅基地。怎样才能让交易顺畅完成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农民的土地资产证券化和资本化，通过资本的杠杆实现时空跨越，将农民宅基地的资产变现，然后转化成为商品房。同时，城市建设用地的一级开发商（政府下属的土地批发商），可以用出售城市建设用地的资金，去收购农民的宅基地，让农民的土地资产得以变现。重庆市试行的“地票”流转制度，让我们看到了个土地证券化交易市场的雏形。

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城市建设用地蚕食农用地的趋势，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一些地方政府又发明了“占补平衡”的土地指标置换机制。一个城市的地方政府若想增加建筑用地的指标，必须开垦出相应级差面积的农田，或者直接出资向开垦荒地的人购买级差耕地指标，用新增耕地指标置换城市建设用地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