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社会。社会价值最终都要在家族中得到落实。儒家的“孝”本位的伦理与这种家族社会结构是相对应的。作为一体之仁这一王阳明思想的基本精神也必然会在家族网络之中得到体现。这一点集中反映在王阳明所撰写的几个家族谱系的序文之中。

夫一族千万人，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也。一人之心，固以千万人之心为心，千万人之心其能以一人之心为心乎?谱之作也，明千万人本于一人，则千万人之心当以一人之心为心。子孝父，弟敬兄，少顺长，而为父兄长者亦爱其子弟。少者贫而无归也，富者收之；愚而无能也，才者教之。……千万人惟一心，以此尽情，而谱善矣。世之富贵者自乐其身，留遗子孙，而族人之饥寒，若越人不视秦人，略不加之意焉，焉用谱为哉?128

　　宗谱的功能使“明千万人本于一人”（此乃人人皆明之“实然”），由此而“同敦一本之亲”，“千万人之心当以一人之心为心”（此乃人人当行之“应然”）。宗谱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家族成员之间恩爱流凑，亦构成乡村自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集伦常（上下有序、大小相维）、教育（愚而无能也，才者教之）乃至社会救济（少者贫而无归也，富者收之）于一身。　　

近年来刚发现的王阳明文本“陈氏大成宗谱序”对此一体之仁的精神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

今观陈君之为是也，岂直家天下云尔哉!盖欲拔去浇漓之俗，挽回淳朴之风，使族人各自其身，推及于其父；自其父，推及于其祖；自其祖，推及于其曾祖；自曾祖，推及于其高祖；又自高祖，而推及于无穷焉。则同吾身者，同吾父亲者，同吾祖者，同吾曾祖者，同吾高祖者，同吾高高祖者，虽有亲有疏，在远在近，有贫有富，有贵有贱，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自祖宗视之，则皆子孙也。何有亲疏、远近、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之分哉?无亲疏、远近、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之分，则亲之于疏，思何如而悖睦之；近之于远，思何如而时会之；富之于贫，思何如而周恤之；贵之于贱，思何如而维持之；智之于愚，贤之于不肖，思何如而劝勉之。一宗之中，和气周流，仁风霶霈，上无愧于祖宗，次无愧于大家，次无愧于此谱矣，善哉之为是也。129

从祖宗（一族之大父母）看，一族人皆其子孙，血脉相连，一体相亲。在祖宗的怀抱之中，一宗子孙无不是自己心头上的“肉”，一族人成了一个“大身体”。于是，祖先崇拜的背后自然流露而出的是同宗之人之间的“一体”相连之亲情，由此一体不容已之情而超越个体的亲疏、远近、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等具体的社会性等级之别，每一个宗族成员的责任便是维系这个一体之仁，让其周流不息，遍润无方。最终通过具体的践行而取消因后天造成的种种欠缺。这样才能“上无愧于祖宗，次无愧于大家”，这里所透露出的共同体精神与乡约之中的患难相恤、德业相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如依文中所说的“使族人各自其身，推及于其父；自其父，推及于其祖；自其祖，推及于其曾祖；自曾祖，推及于其高祖；又自高祖，而推及于无穷”的话，则必超越家族的界限而达到乡社，必超越乡社的界限而达到国家，必超越国家的界限而达到天下，必超越人类的界限而达到天地万物。最终，天地成了大父母，在天地这个大父母的怀抱之中，众生皆成了一体的“同胞”，成了天地这个大父母心头上的“肉”了。只有成全这个一体之仁，只有赞天地之化育，人才能无愧于天地这个大祖宗。这样儒家的“孝”文化最终与“仁”文化合流了，成了一种宇宙的宗族主义。这一点，张载的《西铭》早已点出，王阳明在这里进一步申发此义，而后来的理学家对此精义一直有所发明。其中清儒李光地的一番话语颇能透显这种精神，值得援引以与上面王阳明的文本合参：

天地祖宗，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是自吾身推而广的。上头高一层，则下面阔一层。如只推到父母处，则旁阔只是兄弟，父母生兄弟者也。推到祖宗处，则旁阔便有许多族姓，祖宗生族姓者也。如推到天地处，则旁阔便包得民物皆在其中，天地生民物者也。人不孝于父母、祖宗者，安能爱兄弟、族姓?不孝于天地者，又安能仁民爱物乎？130

　　“天地祖宗”不是超离的“实体”，而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也不是悬空的“物事”，而是“自吾身推而广的”。也就是说，“天地祖宗”“天下民物”都是在“吾身”推广过程之中与我发生关联的，吾身即仁身一仁心，吾身之推广即仁身一仁心之推广。其推广之极致便是天地一家、万物一体。这样，由家庭成员、宗族成员之间的亲亲开始，必然进一步推展为社会的亲民，由此一体之仁心，必有一体之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