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税史人物既回归历史现场的具体评价，又超越历史空间的终极评价，几乎都是通过对人道原则的守候与坚持贯彻全书始终。因此，也就使得进入胜良君评价视野的税史人物，不论其人生际遇如何，所属团体如何，所处地域如何，都回归了作为人的位置，超越了以往简单的脸谱式的意识形态评价与结论。同样是因为对人道原则的守候，也是以往被排挤出税史视野的所谓反派人物，也在本书里拥有了自己的身份或墓碑。哪怕是大奸雄、大汉奸等人物，也被纳入可评判的历史视野。尽管对此人们未必赞同，笔者也未必赞同，比如将“熙洽”和“周佛海”纳入“大任斯人”的序列。但在胜良君的评价视野里，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圆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固然其有些评价颠覆了以往的既定结论，但还是多少让人有些突兀或者违背常理。因为，如果作为大奸雄、大汉奸都可冠以“大任”称谓，那还有什么是非善恶之别，还有什么价值立场可言？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奸雄、大汉奸的所作所为放到人道原则下去审视，这种安排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就是坏人，就是大汉奸，不论他们如何罪恶滔天，毕竟都还是人类中的一员。只是他们的现实作恶之为，已经远远大于其给予社会的基本贡献，不配继续享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已。但是无论如何，得到后世人们的人道评价，给予同情之理解，也是人道精神的应有之意。人道主义的第一原则就是“把人当人看”，就是要以博爱、怜悯去善待一切人，包括即将被剥夺生命的大坏蛋。因为，“人是一伟大的奇迹，因为他是整个的世界，并且能变成每一种自然状态，因为他已被赋予追随无论任何为他所喜好的东西之性质的能力。”51“ 一般说来，人道主义总是努力恢复人的本质：它所关注的是把人当作人，而不要当作非人。”52“人道主义包括某种形式的博爱主义。”53所以，胜良君才有了对伪满洲“开国”四大巨头与第一任财政大臣这样的评价：“熙洽为伪‘满洲国’的经济与税制建设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同时，也不忘指出熙洽只顾拉车不看路人生选择的根本性错误：“可这样的努力，一如在日本人严密监管下的傀儡政权一样，不仅一点也没有再现满洲先人的八旗雄风，反而给本就因为晚清时的孱弱景气而受尽欺压的满洲人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污点。而那七拼八凑的满洲国税制，终以不伦不类、不熙不恰的形象印在中国税收史的暗影里。”

对汪伪财长周佛海的评价，同样可以看出其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的人道关怀。周佛海的一次次“反水”，全然不顾兄弟之义，组织之义，民族大义的背后，原来是一直盘踞其内心深处的“主角”梦，就个人志愿而言，固然无可挑剔，但为此所选择的人生之路，却因为背离人道之大道而使其遗臭万年，狂遭万人唾骂。岂不知，个人选择的自由必须至于公正，不能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社会对个人应有的人道待遇，是一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贡献为前提的。如果越过这一底线，就是挑战人类生活的底线——公正原则，人道原则就应该让位于公正原则，接受公正的规制。因此，尽管他在财政部任内，把敌人控制的关、统、盐三税都完全收回来了。但却因为几乎把全部供给敌军使用而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难被宽容。对周佛海人品的甄别，胜良君也是既追问其动机，也参考其以往的行为，因而，其结论不能不使人信服其评价的公允与客观。再如对周佛海关于“财政独立”埋怨行为的剖析，他这样分析到：“如果周氏的这种埋怨真的是从百姓利益出发，那可真是‘对人民有利’了。可惜，这位连对自己的‘故主’有利与否都不考虑的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