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实际上十分关注现实，热爱生活。他的兴趣极其广泛，爱好音乐，又懂一些建筑。他一生积极准备着参与政治，非常关怀德国的命运，思考如何促使德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他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民族主义者”，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所以，韦伯常常在公众场所亮相，有点像今日中国那种在媒体上开坛讲说的学者。但是，政治却不期许韦伯，他始终未能在现实政治中获得成就，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说起韦伯的学问，人们多以社会学家看待，但这是不完整的韦伯。在韦伯的时代，社会学尚处于草创时期。拿韦伯自己的话来说：“在海德堡，尽管已经以社会学为出发点来考虑许多问题，但作为研究社会的科学尚未在学院体系中出现。”（《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引言，转引自樊兆鸣：《马克斯·韦伯与古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第68~78页）社会学的前身，在日耳曼地区被称为国家学，用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来看，包括了历史学、法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韦伯在大学里，也一直以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身份出现。长期以来，韦伯为建立一个超脱社交和政治影响的纯粹学术组织而努力，到1909年1月，经韦伯与他人共同努力，成立了德国社会学学会。自此，韦伯开始自称社会学家。他在此前的研究，无疑带有国家学的色彩。或许，正是这种综合性的国家学，才使韦伯能够成为横跨多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大师，尤其是历史学的积淀，使韦伯的研究成果有了一种洞穿时空的深邃。约翰·洛夫曾指出：“韦伯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古代史研究，只是在精神崩溃后的中期才转向当代课题的研究。”（John Love.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Ancient Capi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1986(2).转引自上引樊兆鸣文）在韦伯步入学术领域的前期，他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思考方法，后来，才逐渐采用了比较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随着韦伯由历史学向社会学的转化，他开始更深入地探讨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性化问题，进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理性化历史进程及其变迁进行思考，最终落脚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

韦伯关注的研究对象，一直在不断变化，在他的论著中，研究领域由德意志一直扩展到全世界，研究范围由经济史一直扩展到政治、宗教、社会、文化诸史。但是，这种领域和范围的变化又包含着主题的不变化，他的不变的主题，就是人类社会的理性。有人指出，韦伯毕生的论题，就是“何为理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韦伯重点研究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在韦伯的笔下，这一历史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所谓“祛魅”，实际上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剥去迷罩在人类社会现象上的神化或魔化的种种光环。后来，韦伯注意到，理性化并不只有西方式一种形态，在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地区，同样存在理性化形态。但是，近代西方形态的理性化在韦伯的笔下具有“独特性”。也就是说，只有西方式的理性，才能发育出资本主义。这种“独特性”反过来又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在韦伯眼里，它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方向。在韦伯身后的学术争论中，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是否具有独特性一直是争论热点。

在强调理性的同时，韦伯又十分重视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情感、信仰等因素，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分析，韦伯指出，西方理性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理性化与人的自由化之间的复杂张力。韦伯孜孜不倦所要追求的，就是寻求社会秩序与个性发展之间的恰当尺度。也许，正是这种理性和情感的纠结，科学和人文的交错，历史和现实的重叠，使韦伯的精神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时，韦伯又给后人留下了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特定关系的课题需要不断拓展研究。

韦伯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思路和观点，而且在于他以理性和超然的态度分析了世界的理性化进程，除去了社会研究中的“神性”和“魔性”，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给人们还原了一个逻辑的和经验的社会。同时，他又在以科学冷静的方式剖析社会时，对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追求形成了超常的理解能力与同情心理。所以，在不同的人眼里，就有了不同的韦伯。美国有一位神学家，在读了韦伯这位不信神的宗教学家的著作之后说，即使是神学家，也很少有人能像韦伯那样对宗教有如此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心。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认为，韦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而在管理学家那里，往往强调韦伯官僚组织理论在社会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唯其精深，致其博大；唯其博大，衬托精深。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那么多的领域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到西方去读书，不管你学习社会科学的哪门学科，似乎都与韦伯有关，政治学要读韦伯，社会学要读韦伯，经济史更要读韦伯，法律社会学则非读韦伯不可，历史学方法论也离不开韦伯。仅此，就足以说明韦伯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