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的考核，以上计制度为主。三国时期，由于上计制度的不完善，促使统治者对建立健全官吏考核制度开始进一步探索。魏明帝时，令散骑常侍刘劭草拟考绩方案。刘劭奉诏，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并说略一篇。据史书所载，刘劭的都官考课法大体上是在汉代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基础上所做的。但在朝议中，刘劭的都官考课法遭到非议，并未施行。散骑黄门侍郎杜恕对于考课制度的看法，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京房之法不可取，说：“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尹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311

晋武帝曾下诏加强官吏考课，并于泰始四年颁五条诏书于郡国。所谓五条诏书，实际是管理和考核官吏的五条标准。“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接着又下诏令加强考课：“古者岁书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诛赏之。诸令史前后，但简遣疏劣，而无有劝进，非黜陟之谓也。其条勤能有称尤异者，岁以为常。吾将议其功劳。”312另外，晋武帝还令河南尹杜预制订黜陟考课之法。杜预认为，对官吏的考课是必要的，然而制定考课的具体标准是不必要的。“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为此，杜预提出了定期进行官吏考核的设想。

“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313

北魏孝文帝时，确立了官吏考绩的主管者和考绩期限，并将每次考绩和奖惩黜陟紧密结合起来，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曰：

“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314

宣武帝时，高阳王拓跋雍又上表建议，把对实职官员的考课改为对包括闲散官员在内的泛考。但北魏三年一考的考格，由于和黜陟结合得过于紧密，不久就出现了形式主义、例行公事的弊端。延昌二年（513年），崔鸿就说道：“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馀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315

西魏文帝时，宇文泰执政，令度支尚书苏绰作六条诏书，作为管理官吏以及考课官吏的标准。所谓六条诏书的内容是：

其一曰先修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静，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

通过修心，达到理身的目的。再通过理身，达到理民治国的目的。“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

其二曰敦教化。“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而战乱以后，“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唯刑罚是用”；“礼让弗兴，风俗未改”。“凡诸牧守令长，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

其三曰尽地利。衣食足才能知礼义，兴教化。“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在劝课方法上，要繁简适当。“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

其四曰擢贤良。“上至帝王，下及郡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所以，守令应当把用人放在第一位。“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但能勤而审查，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民无多少，皆足治矣。”“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浊之由，在于官之烦省。”“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

其五曰恤狱讼。“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民无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地方长官在治狱方面，有三种情况：“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隐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赦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识，推理求情，时或难尽。唯当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后栲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民木石，专任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当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条，则刑所不赦。”

其六曰均赋役。“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316

苏绰所起草颁发的这六条诏书，总结了前代官吏管理的经验，对官吏的职责内容和考察标准进行了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从而为隋唐完善官吏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