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出自《显学》）

韩非子批评君主礼遇轻物重生之士，认为这样不能鼓励民众尽力于实业；又批评君主以善辩之士为贤，这样不可能鼓励民众辛勤劳作；再批评君主表彰勇恨好名之士，认为这样不可能鼓励民众努力作战抗敌。他总结说，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时候却要用战士去打仗，所供非所用，所用非所供，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韩非子最后又补充说，即使用学士，也应该把他们纳入对官吏一样的管理机制；如果他讲的对，就正式颁布，如果不对就严格封锁。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出自《显学》）

韩非子认为即使孔子这样的聪明人，仅仅依靠人们的外貌、言辞等表面情况，也不能真正把握人才；区治这样的铸造大师也不能仅仅通过铸剑的配方就判定剑的好坏；伯乐这样的相马大师也不能仅仅通过马的外表判定马的优劣。所以，一定要用事实说话，鉴别人才要看他的功绩。所以最好的用人方式是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提拔，确保能可胜职。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出自《显学》）

这两段是批尚虚、尚形而提倡尚功用的总结。

韩非子用石不能耕种、俑人不能打仗比喻商人、儒生和侠客，认为他们带来实际功用，实质上是国家的祸害。然后韩非子又强调，国家的实力才是硬通货，而仁义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