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爱的本体论的揭示，对于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人类哲学其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一方面，它使中国古代的本体论理论的神秘面目得以揭明，而宣布了坚持中国哲学没有自己的本体论理论这一偏见已告正寝；另一方面，它同时又使中西两种本体论之间真正的根本歧异开始澄清，从而最终使中西哲学在更深层面上开展理论对话成为可能。

　　如前所述，中西哲学的本体论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本体论。如果说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从属于一种认知主义的以智为核心的本体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则归依于一种爱感主义的以爱为核心的本体论。而这两种本体论实际上分别指向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进路：如果说前者主张人之于世界的把握是事实判断之于价值判断的特出和优先的话，那么后者则断言价值判断优越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应为事实判断的先决条件。因此，双方的分歧无外乎表现在，在我们之于世界的把握上，是我爱决定我思呢，还是我思决定我爱?

　　然而，“两极相通”，这两种各执一端的行为取向本身就说明了其各自的顾此失彼的片面性，并预示出了将二者加以有机的整合而取其中道的可能。这是因为，正如任何事实判断都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发端于人对于世界的一定的偏好偏恶一样，任何价值判断也反之亦然地都以事实判断为前提，人对于世界的偏好偏恶也受制于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的一定的视域。故自认地位低微的焦大是不可能爱上贾宝玉心中的偶像林妹妹，而处于前科学的刀耕火种时代的原始人如果产生了登月飞行的欲望必被认为是想入非非。

　　因此，归根结底，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非之心与好恶之情看似迥异实为统一，二者之间恰恰体现了一种解释学式的“循环论证”的逻辑。正如日本哲学家大江精志郎所说的那样，“没有价值的存在是盲目的，不存在的价值是空幻的”。18也正如俄国学者索洛维约夫在其《性爱的意义》里所说的那样，“爱比理性意识更伟大，但是没有后者，爱也不能深入到内心深处去提高而不是铲除个性，只有借助于理性意识(或者说真的意识，这是一回事)人才能鉴别自我，即真正的个性，使之与利己主义分离开来，从而清除这种利己主义，献身于爱，……在动物世界里，由于缺乏原本的理性意识，通过爱实现自己的真理在它们之中找不到任何内在的支柱，只能作为一种外在的命运的力量对它们起作用。”19

　　这种应然的价值的合目的性与实然的认识的合规律性的统一就是美。正是在作为爱之趋向的善与知之规定的真的统一体的美之中，人既克服了价值的盲目又克服了认识的无知，而使人的合目的性与宇宙的合规律性已完全地整合为一了：人的爱欲的目的取向体现了宇宙的合理秩序，而宇宙合理的秩序又恰恰展开在人的爱欲的目的取向里。因此，中西本体论学说发展的最终趋势，既不应固守在智的坚执中也不应沉溺于爱的迹恋里，而是指向二者之妙契的廓然大公的美里。美作为大化生命的“圆成实性”、美作为宇宙终极的“一”的光辉，实际上代表了人类本体论探索所神往、所穷究的真正的谜底、真正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