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个问题，按照文德尔班的定义，价值命题不表示事实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用逻辑实证主义的路线给予科学的研究。西蒙的上述分析意味着要将价值命题包括在决策的分析框架之内，那怎么体现其理论的科学性呢？

让我们把视野放大到他对整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论述来看，它说：“如果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根本差别，差别的产生就是由于与社会科学打交道的是行为受到知识、记忆和预期影响的有意识的人类，人类影响行为的知识会（但不一定）改变自身的行为。……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法阐述有效的人类行为规律。这意思无非是，社会规律所描述的行为对象的知识和经验状况，是阐述社会规律时必须考虑的变量之一。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其行为的目的性越强，知识和经验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34”

西蒙这段论述虽然是针对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言，但他的用意仍然是在说明管理问题本身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社会科学（包含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受知识、记忆和预期影响的物，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了有意识的人；

其次，一旦研究对象包括了有意识人，就不能将价值因素及其影响排除在外，因此，必须将行为对象的知识、经验、预期等作为描述社会规律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西蒙所希望建立的管理科学体系就是要把人类的价值问题看作特殊的客观事实来对待，但这并不是要在科学的天地中给价值命题的讨论留下空间，而是要像研究事实因素那样去研究价值因素。

为了进一步阐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西蒙又把对个体层面的人的行为考察拓展到群体和社会层面，他说，“一旦涉及群体行为，有目的的行为依赖于信念和预期这一特征，就会产生深层次的社会效应。……社会体系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其稳定性甚至存在性都由这种预期决定，他人的行为只要能够准确的预测，就构成了客观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的物质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35”

他是想告诉我们，从表象上看，管理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或者一群人，但实际上这些个体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站在社会存在的角度去考察，每个个体有目的的行为恰恰是由相互之间的信念和预期所决定的。比如，诸葛亮在马谡失掉街亭后之所以敢于上演空城计，有赖于他对司马懿将会如何行动的判断；而在南征过程中对孟获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也有赖于他对孟获及其部下心理和行为变化的判断。因此，在管理研究中，像预期这样本属于价值范畴的东西，恰恰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只要能够准确预测，依然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由此可见，第一，科学的确只能研究事实命题；第二，具体到社会科学领域，一切社会事实的存在，只要能够准确预测，就构成了其运行的客观环境，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三，但管理科学所面对的事实要素有其特殊性，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中关于价值的定义看待管理科学中的价值问题。决策命题就是这样一种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命题，但一定要注意，“社会组织作为一门学科，既不简单，也不确切。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