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情亦是天理，法治要顺应人情，也属于要顺天循道的范畴，或者说人性人情的规律性也属于客观规律范畴。

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出自《大体》）

不违背自然法则，不伤害人的本性。

万物有其理，人亦有其理，人之理，即情性，所以情性也属天理。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出自《八经》）

治理天下必须要遵循人之情性，人性有好恶的属性，这样外部的赏罚手段就可以撬动内部的好恶感知，进而支配人的行为。所以禁令就可以用在人身上了，所谓治理之道，大抵以此为内核。

人情有很多属性，韩非子专取了好恶一属性，对非其他属性（如安全诉求、公平诉求、尊重诉求等）不太重视，所以法家的显著治道特色由此而起，法家的显著偏颇也由此而起。

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译：奖赏越丰厚越好，让人们以此为利；表彰越溢美越好，让人们以此为荣；惩罚越严重越好，让人们以此为畏惧；贬斥越严厉越好，凡让人们以此为耻辱。（出自《八经》）

以赏喻好，以罚喻恶，赏罚愈足，喻的效果就越好，这就像以杠杆撬物，力道越大，撬动得就越彻底。

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也。译：所以奖赏贤人惩罚暴行，就是鼓励做好事的最好办法；反过来，奖赏暴行惩罚贤人，则是鼓励做坏事的最好办法。（出自《八经》）

韩非子留意到了赏罚规则、赏罚实例能对社会文化带来绝对性影响，这样赏罚的意义就超出了个例本身，而是在为整个社会在塑造氛围。。

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译：让所禁止的得利，让有利的被禁止，即使神也办不好；称赞应受惩罚的，诋毁应受奖赏的，就是尧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出自《外褚说左下》

手段与目的要保持一致，即目的是鼓励，就要让人们因此获得实际利益，如果是禁止，就要让人们因此而受到伤害。如果搞反了， 手段就不会起到目的所期望的作用。同时韩非子特别提出另外一种特殊的利益，那就是毁誉，毁誉无形，但管理者也要把它驾驭起来，让它和物质层面的赏罚步调一致！

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出自《安危》）

要让民众发挥他们所长、所乐的才能，才能为国家建立功业；否则，忧虑于不擅长的事情，就是去失去失去了快乐。

今日所谓市场经济，之所以有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生产效率，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都更自由地做着着自己善于做、乐于做的事情。国家资源的最小单位的个人，当个人充满生机与张力时，有什么理由不看好这个国家的前途呢？对企业也是这样。

【解评】：

物性、人性皆天所赋，亦是天理，所以不逆天理，实是包括了不伤人之情性，不违物之特性。《论语·子路》记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作为儿子的他告发了父亲。叶公认为直躬是正直的人，孔子却不赞同直躬的做法，认为父亲当为儿子隐瞒。父子相亲即使人情，孔子的观点也是要因人情。文革时期，倡导父子相证、夫妻相揭，则是逆人情。

事物原有其自身的属性特质，要顺其天性而驭之，才是有效果、有效率的；若违逆而为，则或事不能成，或事倍功半。顺人之情性而驭人，即是因人情；顺物之特质而用之，即是因物性。因人情、因物性实质上就是顺势而为。钓鱼者钓不同的目标鱼，必会根据不同鱼的食性配置不同的饵料，如鲢鳙喜酸臭，鲫鱼喜奶香，青鱼喜螺蛳，只有尊重鱼之情性，才能钓到鱼。鲧以堵截治水失败，禹以疏导治水成功，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因水之性。赵武灵王一代雄主，最后饿死沙丘，因其违逆人性、人情，欲拆分国家让两个儿子都做王，结果两子相争，他自己也搭进去了性命。唐高祖李渊，以建成为太子，而又授李世民自置天策将军府（类似一个有自己完整文武班子的小朝廷），此违逆人性人情甚也，最后以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迫李渊退位收场。

人有好恶、利益得失，好的法治就是因循人之好恶，增减其利益（赏、誉即增其利益，罚、毁即减其利益），进而撬动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的期望。如果违反人情，让做了法所禁止的事情的人实际上得利，让做了法所倡导的事情的人实际上受罚，那么法的初衷就不能实现，秩序就会变得更加混乱，即“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也”。比如，近年来，媒体曾几次出现因救扶老人被讹诈，法院判决救扶者赔偿的新闻（真真假假都有吧），不管真相如何吧，实际后果是严重破坏了“救老扶伤”的良好民俗，反促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社会风气的泛滥。《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说鲁国有一条法律，凡是能赎回在国外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就可以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拒绝了国家的补偿。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这个故事中孔子的看法，亦是“因人情”。在企业层面，如果在企业格局中“站对了队”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在工作上做出业绩贡献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企业中的“山头文化”、“帮派风气”必会加速泛滥。其中道理不复杂，人情如此而已。

上面所议都是韩非子直接提到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更深度对“因人情”作出一些分析：

众所周知，18世纪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描述市场经济原理，即初衷只是为自己考虑的个人行为，受“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却形成了一种能产生善果的社会秩序。法家的“因人情”观念中也隐含了一个与“看不见的手”极为类似的原理，即利用人们的利己，达到利公、利他的目的。韩非子的法家前辈慎到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译：人天性都是为己的，如果能把人们的这种“为己”转换为可以为我所用，那么就没有不可以利用的人了；一定要利用人们为己的动机，而不是强求人们要有为我服务的动机，做到这点就没有什么人不能利用了。这就是因人情。在宗教层面会存在为宗教信仰而奋斗，在国家层面会存在为爱国信仰而奋斗，宗教和国家的组织动员和号召可以直接用为信仰而奋斗是有效用的。而在企业这个层面，号召员工为企业信仰而奋斗则是很大程度上自欺欺人的，企业管理应该要以“用人自为而为我”为根本。

在现实管理中，对因人情的理解和应用，不可以只是单维的、直线式的，很多时候需要多维、间接路线的方式。依据人的某类好恶和利益所在直接采取引导或禁止措施，就是单维的、直线式的；依据人的不同维度的好恶和利益所在，采用间接方式，让人们做出基于多维条件的利益计算有所取舍，进而达成按照我之意图行事的目的，就是单维的、间接路线的方式。大家知道铁是比水重的，把铁放进水里就会沉下去，那么有没有办法让铁浮在水上呢？有，把铁做成中空的船就可以浮在水上了。在这个操作中，并没有改变铁比水重的特性，也没有改变牛顿的重力定律，但是通过把铁做成中空的船，让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发挥了作用，最后铁就浮在水上了。这个例子就是采用了多维（增加了浮力这个维度）、间接路线的方式来“改变”（其实没有改变，只是从效果上颠覆了直线式的结果）了物性，实际上还是“因物性”。华为公司大规模拓展海外市场时，国内的很多人不愿意出国，喜欢在国内“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状态，如果用单维的、直线式的“因人情”思维，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华为公司用多维的、间接路线的方式，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措施包括诸如出国期间个人吃住行全部公司承担，额外有可观的补贴，以经济资助方式支持家属伴行出差等。这样，并没有改变员工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之常情，但额外采取的措施给了员工另外一种维度的利益考量，员工把多维度的利益综合起来进行利益计算，最后就主动选择了出国。

另，我认为韩非子提倡的“重罚主义”，实质上是逆人情的，即罚过其罪便伤了情性的。暴秦之苛政，与法家理论上尚“重罚”关系密切，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此即因秦伤了天下之情性。进一步讲，民心向背即是人情得失，施政是因人情的还是逆人情的，民心所向即为其效验。

另，从韩非子全书对“法术势”应用的论述来看，言“因人情”要多于言“循天道”，概因“人情”更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