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演变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需要适应技术的变化，并且能够驾驭技术的变化。

彭老师高屋建瓴地把企业面临的三个重要变化提出来，即客户需求层次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员工的变化。在这三个因素里面，我个人认为技术是最根本的驱动因素。

可以说技术变化导致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消费者的感知价值，最终体现为客户的需求层次提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员工也是消费者，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正是客户需求层次的变化使得员工的需求层次也发生变化。

技术作为一种驱动因素，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组织发生的变化，以及如何引导组织变革，厘清组织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某种组织概念新颖而去追赶时髦，不会因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萌芽而忽视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从而耽误自身的组织变革。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人类组织的演进历史。人类的每一次社会分工都建立在人类认知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及组织形式的变化更是体现出跳跃性的特征。

十八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资本主义出现，这一时期，人类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机器工作的效率高于人工作业，机器大生产方式出现，社会组织打破了传统的行会组织，工人也自发组织起来，巴黎公社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是以资本单方面驱使工人工作，从而获得超额利润为核心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研究建立在这一社会组织的历史形态上，因此，这一阶段的劳资关系紧张，斗争多于合作，从工业革命开始，劳资关系就成为组织面临的核心问题。

十九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气革命为核心，电器开始代替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能源。随着交通、能源、电讯事业的发展，催生了由若干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大企业合并组成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工党出现。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不平衡，人类社会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社会的组织生产方式出现了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两种典型的社会经济体制。专门研究组织效率的管理学家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无论是泰勒还是梅奥，都在关注“效率和优化”问题。这一阶段，效率来自于大规模生产和降低运营成本，因此，在这一阶段企业采用科层制的管理方式最有效。福特生产方式是这一组织形式的代表者，直线职能制促进了分工深化和单一品类的高效生产。在这一阶段，技术快速进步，导致分工进一步细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得不再稳定，此时，事业部制度开始出现，适应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要求。

大规模生产导致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客户的需求层次提高，如何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又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复杂决策，小批量生产产品？柔性制造技术应运而生，柔性生产方式使企业能够快速生产不同品类、型号的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

现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主要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其中，组织变革的核心技术因素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包括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技术等，其本质是满足人类沟通的需求，这一轮技术变革呈现出知识型组织变革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分布式知识与创新

随着获取知识越来越便利，知识不再为个体所独有，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能够更有效地调用分布式的个体知识，这样的组织就容易在竞争中胜出，这些企业组织往往关注与员工的心理契约，而不只是形式上的合同契约。

2.改变内部组织

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信息的存储、传输和处理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间管理层，面向客户的流程性组织逐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虚拟组织、无边界组织等组织形式出现，虚拟团队跨部门合作也不再受到空间和距离的限制。

在知识密集型组织中，定价、权威、程序化和标准化的协调机制逐步让位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沟通、团体、民主程序等机制，因此，组织内部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更多的呈现出非结构化的人才管理、教练辅导模式，各种参与团队、任务编队、品质小组、项目团队成为高绩效组织。

3.改变企业边界

技术的变化导致人力资本在要素贡献中的价值地位发生变化，因此，人力资本价值地位的增长削弱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赋予的控制权，从而导致组织产生纵向分解的力量，随着组织中的人力资本议价能力提升，组织中拥有核心能力的人才越来越倾向于创业，或者是拥有组织的股权。这种纵向分解的结果使得很多组织内部关系分化为市场关系，从而导致组织的市场边界变得模糊。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企业可以共享信息，使组织进一步演化为网络组织，沃尔玛的平台模式、丰田的汽车城、京东商城等，这些组织以自己的核心能力为中心，联合相关企业的能力，形成了满足客户需求的价值网络。这种网络能够实现供销系统的零库存，信息协同能力成为提升效率的重要来源。

在理解市场上产生的各种新的组织形态时，我们认识到组织的本质是通过组织社会资源，创造客户价值。而在企业开始组织社会资源时，会产生两个组织成本，第一个是缔约成本，第二个是履约成本，或者说是经营风险。以“滴滴出行”为例，它是存在履约风险的，近期关于“滴滴出行”司机违规的投诉呈现出增长态势，乘客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增加，所以“滴滴出行”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不能没有边界。当这种平台模式实现了平台与个体的互动之后，技术在其中扮演了分解传统产业的商业模式和利益分配模式的角色，最终导致重新分配政府、市场、厂商和消费者的权利。政府出台网约车新政，你可以将其视为垄断产业与新兴组织的均衡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劳动力地方保护（劳动力市场隔离）问题，还可以视作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所以，从本质上说，技术变动使组织打破了原有的静态边界，变成一个动态过程，即它的边界不断被打破，形成新的边界。打破组织边界的成功案例是visa，从缔约层面来说它打破了银行的边界，从现实的组织层面来说，在履约方面，它一定存在边界。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现代组织形式与TCP/IP协议栈模型类似。在物理层面，每个组织都有一个内核价值，构成组织的中坚力量，这类似于组织的物理规模。从网络层到应用层，组织的市场语言越通用，市场边界就越大，就应用层来说，组织的市场功能越单一，组织的形式就越具体。

所以，驱动组织变化的根本因素是技术变化，短期内会对消费者提升需求层次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技术变化会引导组织进行根本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