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渗透到民族血脉中的传统才是真传统。中国传统的“春秋笔法”彰显正当性优先的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世，却导致出事实服从大义的历史记载。

读史，是为了知道传统。什么是传统，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误解是把传统与现实对立起来。但这种对立，恰恰与实际不符。从时间上看，传统是绵延不断的，它和现实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童年、青年、壮年、老年的承接，人的过往经历会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那怕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脱胎换骨（像溥仪的“由皇帝到公民”），那怕这个人的思想有着根本转变（像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们都无法割裂其内在的历史赓续。近代以来反传统最为激烈的五四新文化前贤，其反传统的无意识层面，恰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精神；鲁迅号召青年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愤慨，恰恰是出于读了过多中国书的醒悟。没有传统的积淀，即便反传统，也会无处下手。反过来，即便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哪怕她根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当她颤颤巍巍地说出“头顶三尺有神灵”时，当她遵循“敬惜字纸”的古训燃焚那些写过的纸张时，传统就已经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显现。可见，传统是割不断的。中国的传统，不仅记录在泛黄的文献之中，而且渗透在民众的血脉之中。

所谓传统渗透在血脉之中还包含另一层意思：传统是具有生命体征的，而生命从来就是一个整体。传统不仅从时间上看是前后相成的，而且从空间上看是浑然一体的。假如有一件传承到今天的古董，其精美和笨拙、神奇与腐朽，肯定共存于一体之中。如果去除青铜器上的斑斑铜锈，其实用价值远远比不上当今的不锈钢用具；如果剪裁古画上的蛀洞残损，其观赏美感远远比不上当今的高分辨率摄影作品。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声称对待传统应当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这种说法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却在无意识中把传统看作可以任意切分的蛋糕，看作可以按照欲望随意搭建的积木，忽视了事物的整体性。精华与糟粕两分法，其隐含逻辑是承认事物的元素性而否定事物的关联性。更重要的是，这种两分法忽视了精华与糟粕的相对性，忽视了相反相成的互补性。一旦用这种态度对待传统，活着的传统也会被蹂躏死去。研究传统当然可以做出精华糟粕的分析，但承续传统却无法采用这种还原论技术。正如研究人体可以把人分为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八大系统，进一步分为器官、组织，一直到细胞，但对现实的人进行这样的分割，则无异于谋杀。弄清传统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是读史的观念前提。

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具有很高的地位。司马迁著《史记》，其宏愿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并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实供后人评说，而是要从历史中领会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掌握社会变迁的趋势，形成意识形态的主体观念，这才是太史公的立意所在。

中国传统的史学著述，并不完全客观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而是要反映主体观念的真实。套用古代的“本末论”和当今的“三观”一词，可以说古代的史书，其养育三观的意义为本，而事实记录为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确立了《春秋》的基本格调。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向来被作为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然而细究事实不难发现，齐国的“崔杼弑其君”和晋国的“赵盾弑其君”，在事实记录上有着为尊者讳的偏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史书，所要写出的是正当性和合法性，历代著史都坚持了这一原则。有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命名为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的本质，就是以历史作为超验正义的佐证，在经验中得出超验。历代写史读史，最终都要落脚于寻求历史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读历史，相当于欧洲人读圣经。

那么，是不是历史中就充满了曲笔？完全不是。古人特别强调秉笔直书。因为一旦曲笔，迟早会露馅；而一旦露馅，“三观”必然会被虚假击碎撒落一地。但直笔并不排斥符合某种价值观念的史料筛选和剪裁。为尊者讳并非对丑恶的隐瞒，而是要让读者得到正面的道德滋润。正因这种观念的支配，史书中的正面形象，往往多有张冠李戴；而对坏人坏事的谴责，也往往多有李代桃僵。例如，“吐哺握发”向来被作为周公姬旦礼贤下士的事迹，然而在不同史书中，只要是贤明君主多有“吐哺握发”的类似行为。历代暴君，其残暴行径也大同小异。有些历史记载，不同人物在行为细节上也丝毫不差，这就难免在事实真实性上令人起疑。直到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学界才开始清理这种“正能量”偏差。

正是“正能量”的引导，使历史阅读的热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在不断转移。就以共和国的读史来说，在夺取政权前夕读《甲申三百年祭》，以警诫胜利后的骄傲；在大办公社食堂时读《张鲁传》，以寻找吃饭不要钱的历史证据；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由头，是批判明代的海瑞；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还特别拿出吕后、周勃的史事来比附；到下海经商兴起，胡雪岩又走红一时。类似这种阅读倾向，在社会上一直蔚然成风。不管时代主题如何变化，读史的热情始终不减。哪怕政治立场截然相反，却都对吸取历史借鉴高度重视。

然而，对“正能量”的强调有可能读出“负能量”的效果。中国史书所求之真，首先是一种正当性之真，事实性之真被排在第二位。如果人们把正当性之真和事实性之真混同，或者把事实性之真排在第一位，读史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作用，即发现古人的直笔之曲。而一旦“看透了”，就有可能觉得“上当了”。何况当今已经有了“看透”的工具和条件。清代的考据学，在文字词句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传统工具；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传入，在意义概念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现代路径。由此，很容易产生另一种效果，即以事实真实性之谬来反驳史书正当性之误，进一步则会解读出另一种历史真相，像声称史书的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二字，二十四史就是相斫史等等说法，极易博得共鸣。

要读史，哪怕是业馀读史，也要从哲学层面弄清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本质为“应然即实然”。今人读史，最忌以当今之科学推论古史之不科学，移情是读史的心理准备，但移情也有可能导致妄论。对此，陈寅恪有极好之说明，可为当今读史者共勉：“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馀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