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的回溯和解构诠释，我们可以对中、西形上学传统的特质有更为鲜明与具体的掌握。

首先，制造与实践既分别以「成物」与「成己」为意向目标，则自然而然，西方形而上学倾向将焦点放在物之上，并以物之存在为始点，建立对于存在一般的理解，而用以拆解事物存在的概念──例如形式 (Form) 与质料 (Material)、实体与属性、潜能与现实等等概念──，则成为把握其它存在物的一般指引。174反之，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则倾向将焦点放在实践的人之上，藉由内省与功夫上的体会，打开关于人的存在的心性论理解，并依据对心性内容的实践掌握，扩展至关于存在根源的内容之洞察 (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藉由实践的人与天道的关系，安顿万事万物之存在。175

其次，实践与制造的进路的差异也导向不同的宇宙生成观。从制造的界域出发，工匠制作成物的典范在西方传统宇宙占据主导地位。世界之生成是以并非单纯的「从无生有」(creatio ex nihilo)，而是被理解为从混沌无序到有序的历程，相应于此，神则扮演着具有大能的造物者 (Demiurge)的角色。祂的创世不是唯意志式的说有光，便有光，而是按照先在的「理相」去型塑原初的质料，以形构万有的造物。176反之，基于实践的界域，中国的道德形上学在论及天道之生化时，则很少诉诸「造物」的想法，同时也疏于谈论其形构历程的细节。若论及事物之生成，则笼统地说「为物不贰，生物不测」，若论及天道之生化，则偏好强调「健行不息，生生不易」的表现，正因为道德的创生主要见诸君子念兹在兹、日新其德、至诚无息的成德奋进之上，而不在于完成一件外物，使之成为独立存在，便已一了百了的制作活动。这种以道德实践的创造性为楷模，以理解宇宙生化的思路，最明显的或许莫过于《中庸》以「诚」通贯天道与人道共通的论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在道德领域是颇有说服力，因为道德行动如先前所述具有表达的面向，故真诚似乎便是真实的道德行动的必要条件。至于「诚者天之道」这种宇宙论宣称，则应为在以实践界域为基础的进一步延伸。

再次，由制造活动构成基本的存在理解出发，则心灵与身体的区分，理性与世界分立、人文与自然之对举等二元架构，虽然并非必然的结论，但也显得是合理衍生的观点。在制造活动中，身体主要发挥器官的功能，它扮演着制造者的构思与有待型塑的世界之间的中介角色。由此，似乎只需再进一步，我们便会把理智构思完全交付这个关系的一端即心灵，并将身体单纯视作心灵用以影响世界的外在工具，而自然则当作为只是中性的、静态的素材，对立于精神而有待后者赋予理智形式。当然，从实践进路出发，也可合理衍生出上述几种对立：成德过程有克己复礼的工夫，有天下归仁的理想，难道不也因此涉及对于自然欲望的克制和对治，涉及对于世界的改造吗？然而，似乎正由于对实践的身体性之重视，中国的道德形上学传统实际上并未发展出强烈的二元论存在观。透过身体的中转功能与其含混的、非心非物的存在地位，成德实践便不必只是尽归为人文改造的功劳，反而往往表现为如天道之自然流行，而人则是以尽性之方式参赞其中。于是，荀子式的「化性起伪」缺乏回响，而孟子式讲究如因应自然之势般启发良知良能，使天道如流通己身，沛然莫之能御地展现，则成主流观点。177

最后，要补充的是，除了从以人生实践的创造为界域外，中国形上学传统尚有另一身体主导的存在观，尚待考察。身体除了透过操作、制造，以及透过价值的表达、实现，还可透过其自然的繁衍而体察存在。除了把东西造出来而明白体会何谓从无到有，也可通过把它生出来、孕育出来去理解存在的形成。在人身体上，此种理解即在于两性的自然交合与繁衍。中国有循此自然身体的繁衍为基础以理解存有的思路，它既见诸《易系辞下》所直接论断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想法，亦见诸后来普遍从「阴阳二气交感」理解万物化生的学说。总括而言，上述三种形而上学观点对应于身体在三种不同的姿态中参赞存在，体证从无至有的基本方式：

1、​ 身体作为工具器官能改造自然，形成器物。这对应于制造进路 (productive or poetic approach) 的形而上学。

2、​ 身体作为表达媒介能体现 (embody) 和实现理念，参与理念化的创生。178这对应于实践进路 (practical approach) 的形而上学。

3、​ 身体作为自然生命体即会自然成长与繁衍，为自然生化的一份子。这对应于自然进路 (naturalistic approach) 的形而上学。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这个进路特别发展为气化的形而上学。

这种自然繁衍的身体性于前两者(实践身体性和制造的身体性)的关系，则是有待探讨的进一步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