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传统的西方本体论学说称之为一种“智的本体论”。溯其根源，这一学说的探索是由古希腊的爱利亚的哲人巴门尼德开始起步的。

　　巴门尼德对于传统西方本体论学说的贡献，一方面在于他一反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家的“意见的道路”而另辟了一条“真理的道路”，把作为“一”的“在”与作为“多”的“在者”施以哲学的区分和剥离，从而为西方探索终极存在的本体论学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还在于他不是从感官的感性出发而是从思维的理性出发，第一次赋予存在以逻辑思想的意义，提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能够被表述的、被思想的必定是存在”、“对思想而言是存在的东西，正是关于存在的思想”，从而宣布了一种思在合一的唯知主义的本体论学说的开始确立。

　　罗斑的这一说法无疑是中肯的，其称“巴门尼德是曾经作为一个物理学家那样来设想‘有’的，然后又把这种概念转到逻辑思维的范围”。5而“语言”是“在”的家，这种存在的“逻各斯化”实际上又最终源于人类的述谓式语言中所固有的逻辑，可看作是对该逻辑的进一步的还原、抽绎和升华。按谢遐龄先生的观点，它极有可能是循着如下的思路得出的：

　　1．去除一切述语。

　　x是a

　　x是b

　　x是p

　　x是。(a、b、c…p为述语)

　　2．混淆einai的系词作用和“在”的意义。

　　x是。→x在

　　3．用einai的分词on代换主词x，即把主词绝对化。

　　x在。→“在”在。6

　　换言之，在巴门尼德的思考中所潜含的东西是，我们要追问世界是(be)什么，我们就不得不首先要追问“是本身”(being)是什么。因此，对于现象世界本身的追问，不过是对于追问者所握有和所运用的追问形式本身、追问的“元逻辑”的追问。因此，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巴门尼德才提出了“惟‘是’是，而‘非是’全不是”这一命题，才断然宣称“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故严格地说，在巴门尼德的学说里并不存在着上述所谓的把einai的系词作用和“在”的意义加以“混淆”的，因为对于巴门尼德这位沉思者来说，认知形式与存在性质在其视域里终归是完全统一的。

　　这种思在合一、在的思化的思想实际上成为人们理解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学说的理论索引。一部西方的本体论的发展史，不过是巴门尼德的本体论的进一步的演绎、诠释和说明。在柏拉图那里，这种思在合一、在的思化的思想表现为其把先验的“理念”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真正的实在”，而把现实的经验世界看作是该理念的“分有”和“摹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思在合一、在的思化的思想表现为其认为现实经验的世界内容与纯粹思维的逻辑形式具有同构性(尽管他认为该世界并非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的幻影，而是具有其实在的属性)，并把准理念的“形式因”看作是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本质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那里，这种思在合一、在的思化的思想则使托马斯·阿奎那迫不及待地为神学披上理性的华丽新装，其不仅从理性推出了上帝的合理的存在，而且宣布创世的上帝就是理性的逻各斯，上帝从信仰的对象偷梁换柱为理性的对象。而这一切，实际上成为后来斯宾诺莎把思维视为上帝的属性、使纯思与上帝完全为一体这一彻底理性主义的神学思想的先声之响。

　　因此，近代西方的认识论转向中以笛卡儿和康德学说为代表的一种旗帜鲜明的“理性本体论”的推出并非是偶然的，它不过是巴门尼德所开创的本体论思想顺乎自然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在巴门尼德那里，这种思在同一的思想表现为一种未加说明的先天的自明公设的话，那么在笛卡儿和康德那里，这一命题的推出则是诉诸一种认识论上的之于意识的深入分析。当然，这种意识的分析就笛卡儿和康德来说又是各自不同的。如果说笛卡儿是通过对意识对象的“怀疑一切”这一否定的方式揭示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从而赋予了“我思”以本体论的意义的话，那么康德则是借助对意识对象的“先验统觉”这一肯定的方式揭示出了“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命题，从而确立了“自我意识”在本体论中的优先地位。然而，无论这两人的分析方式如何的不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自我的认知活动、自我的意识活动视为存在的根本，他们的学说都可看作是对巴门尼德的思在合一、在的思化这一唯知主义本体论思想的皈依和回归。

　　人们看到，这种唯知主义的本体论思想在黑格尔的哲学里最终被推向了极致。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中显赫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他不满意康德的“意识”一词，认为其具有浓厚的“主观的”、“心理的”意谓，而主张以绝对的、普遍的“思维本身”即“绝对理念”取而代之，从而使西方哲学从主观的唯知主义走向客观的唯知主义，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进一步把这种“绝对理念”予以斯宾诺莎化，使其从康德的认识功能移步换景为实实在在的宇宙实体，从而最终将康德业已打倒的超验的形上宇宙本体重新扶上了王位。故在黑格尔的学说里，作为绝对普遍的“思维本身”的“绝对理念”已经成为创始世界和与神齐一的宇宙之终极、宗教之绝对。因此，黑格尔哲学的推出，标志着西方传统的唯知主义的本体论思想已臻至鼎盛，而与此同时，又预示着该思想盛极必衰地从其辉煌走向衰亡，预示着在西方哲学中一种全新的本体论思想已跃跃欲试地行将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