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使阿佩尔哲学在西方哲学中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得以站立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正是由于阿佩尔学说的提出，从康德哲学所未曾企及的语言哲学批判的高度，为我们在导源于古代西方两希精神(古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愈发彰显的科学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两大思潮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一种理论的合题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哲学中长期存在的科学与伦理的分裂与对抗，并且代表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理论方向。

　　实际上，阿佩尔哲学不仅为西方哲学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也为中西哲学架起了一座桥梁，其不仅使当代西方的分析哲学与解释学的和解成为可能，而且从其所确立的思想出发并经由语境的放大，最终将导向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理论上的真正会通。

　　也就是说，无巧不成书的是，为阿佩尔学说所着力加以解决的科学主义与伦理主义之间的分裂冲突恰恰也体现在中西哲学之间的分判对立上。就其实质而言，如果说西方哲学的主导倾向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科学主义的诉求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主导倾向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伦理主义的皈依。正如已为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尽管在其历史上始终有伦理的取向与科学的取向一争高低、分庭抗礼，诸如早在西方古代宗教哲学中的“爱感优先”之旨，晚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解释学与对话主义，但在西方哲学中，导源于希腊精神的科学的取向而非导源于希伯来精神的伦理取向始终代表了其哲学的主旋律，科学被作为其大写的文化，伦理则被视为科学的恭顺婢女。与之不同，较之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科学的取向则退处其次，伦理的取向被给予特殊的礼遇，不是伦理是科学的婢女，而是科学最终俯首听命于伦理。从《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到张之洞的“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都为我们点明了伦理在中国哲学中的不可让渡的中心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哲学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最终可归结、化简为科学主义与伦理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而从近代开始的旷日持久和愈演愈烈的有关中西文化对比的所谓的“科玄论战”，实际上正是围绕和基于这一冲突和对立展开的。

　　一方面，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全盘西化”思潮可看作是对科学主义原理的大力的显扬。无论是胡适从美国科学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国人事事不如人”的嬉笑怒骂，还是《河觞》思潮以“蓝色文化”为视角对农耕型的“黄色文化”的无情鞭挞，以及韦伯基于“工具合理性”对儒家的“价值合理性”的不无诋毁，其都以科学的取向为人类哲学文化的根本的唯一宗旨，并且旨在从科学这一“原文化”中还原出伦理而将伦理降为科学的忠实奴婢。也正是从这种泛知识主义的“科学的自大”观点出发，基于伦理取向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被剥夺了应有的存在地位而理应走向式微，基于科学取向的西方传统哲学文化则被奉为至尊并被视为代表了人类哲学文化发展的终极理想和指归。

　　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化本位”思潮则可视作是对伦理主义宗旨的激进的救卫。从张之洞的中西“体用之辨”，到牟宗三的“道德良知自我坎陷”学说，再到现代新儒家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无一不为其佐证。无论这些学说的表述方式是如何的不同，它们都坚持不是科学而是伦理乃为人类哲学文化的安身立命之本，都坚持不是从科学这一“原文化”中还原出伦理而是从伦理这一“原文化”中还原出科学，即“一心开二门”地将科学之知视为“德性之知”、“本心之良知”的附属产品。这些学说固然为我们克服了“科学自大”的思想时症，但同时又使自己沦入了“道德的傲慢”的文化陷阱，其固然在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中使中国传统文化挽狂澜于既倒，但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奋力救拔却是以从根本上对西方传统文化消极拒斥为补充的，从而不无保守地使中国文化失去了其作为人类文化所应有的开放胸襟。

　　因此，无论是“全盘西化”思潮还是“中国文化本位”思潮，都不失为是文化上的一元独断主义，其或流于单一的唯科学主义，或流于单一的唯伦理主义。然而，“蔽于一曲”必然要“黯于大理”，正如阿佩尔哲学为我们所指出的，就像指示与交流是人类语言活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那样，科学与伦理亦是人类文化活动法尔本有的两种取向：它们之间既是相互有别而不可替代的，又是相互补足和相互完善的，故无论是唯科学主义还是唯伦理主义其本身都是一种片面的和不健全的观点。这样，根据阿佩尔所确立的思想，中西文化比较的最终的正确答案，不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扬此抑彼，即或坚持西方文化的唯科学主义，或坚持中国文化的唯伦理主义，而是走向二者之兼综的合题，即超越两种文化的自溺和封闭，坚持中西文化作为整个人类文化中的两种互补性旨趣，二者之间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一点，应该是阿佩尔哲学在中西文化比较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迪。

　　也正是在这里，使我们可以对文化比较上的原教旨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了。这种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也即文化上的本质主义、文化上的基础主义，其以还原论的方式把某一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绝对本质和基础，并力图由此出发来阐释评价其他文化和统一整个人类文化的版图。这种对文化的理解不仅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独白主义的文化观，而且其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霸权话语和文化上的排他主义，成为酿就今天人类文化的非宽容和文化冲突的真正的认识论根源。然而，实际上，正如人类语言中没有一种所谓的“私人话语”，任何语言自身的“现实价值”都有赖于语言的社会的“流通价值”那样，在人类文化中也不应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独白主义的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语言的建构，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不断交流中使自己赖以成立，在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中维持了其活的生机。

　　历史曾经表明，无论是西方文化的历史还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都是一部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在西方古代，其文化的昌盛有赖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合流，正是对外来的希伯来精神的积极吸收，弥补了重知识而轻伦理的这一单向度取向的希腊精神的不足，为西方文明重塑奠定了更为完善和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古代，其文化的复兴则有赖于儒学与佛学的交融，正是与外来的佛学思想文化上的联姻，填充了伦理化的传统中国儒学的知识论上的真空，使中国文化在宋明之际又一次开始重新引领东方文化的潮流。故纵观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人们发现在中西文化中均没有一种文化的“原教旨”、文化的“原初的文本”的栖身之处。实际上，“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任何民族文化的文本的生成、形成都是传统的自己与今天的异己之间视域交融、思想对话的产物。因此，正如庄子所说，“不同同之之谓大”，中西文化传统在今天之真正的发扬光大，不是应体现在对其不同文化文本的原教旨主义的守护里，而是应以“不同同之”的方式体现在双方相互补足、相互融合这一阿佩尔式的“辩证的调解”之中。人类过去的文化史曾经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证明，人类今后的文化发展也必将继续遵循这一历史的必由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