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代西方哲学家纷纷欢呼“语言学转向”乃是又一场人类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为之弹冠相庆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健忘了，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先哲们恰恰是从语言学的研究开始了其哲学的漫漫旅程。

　　事实上，在古希腊除“逻各斯”(logos)这一最高的哲学概念本身就兼含“语言”之义外，修辞学作为一门显学亦为当时哲学家们膜拜顶礼。而这种“修辞学”(rhetorike)也即如何运用语言的技术和学问。它既研究“措词准确”的“正名”(orhhoepeia)问题，又把“书写技艺”的“语法”(grammar)之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人们看到，这种修辞学不仅与“智者运动”、与“辩证法”的兴起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从中也滥觞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哲学思考，并最终使古希腊哲学从对语言的逻各斯的探索走向对理性的逻各斯的揭秘。

　　苏格拉底可以看作是第一个对语言的本质给予深入认真哲学思考的古希腊哲学家。众所周知，他留传至今的很多著名的对话中一主要的内容就是试图为一些概念，诸如勇敢、正义、美德严格正名，也即考察名称的准确定义问题。由此出发，苏格拉底明确提出命名和绘画一样都是对事物的“摹仿”，也即提出了一种所谓的“辞事相称”的语言哲学理论。他宣称“我们要阐明的名词是事物的本性”(《克拉底鲁篇》422D)，“名字是自然(本性)属于事物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命名，只有那些认识事物本性的人才能正确命名”(同上，390D—E)，“名字按事物本性而带有真理性”(同上，393D)。

　　苏格拉底的这种命名摹仿说、这种“辞事相称”的语言学理论实际上成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学说的雏形。正如众多学者对词源学的考察所指出的那样，“理念”(idea，eidos)又译为“相”、“型”、“形式”，其本身既是纯粹的语言概念，又是“看”和“看到的东西”的别称。故像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的理念论实际上蕴含了这样一种不言自明的思想，即名称与现实事物的“相”、“型”、“形式”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尽管柏拉图颠倒名实的关系，坚持现实事物不过是名称的影子，而提出一种由名及实的语言概念的实在论学说，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他的语言哲学依然与苏格拉底的“辞事相称”思想完全一脉相承。

　　亚里士多德敏锐意识到了柏拉图学说中语言概念实体化所潜伏的以名乱实危险，其语言哲学更多地强调语言概念的表象论而非实在论特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他不仅以一种明确的反映论的方式重新确定了苏格拉底的名实严格对应的思想，而且以此为基础从“正名”走向“书写技艺”，从名称走向命题演绎，创立了包括形式逻辑的三大规律，包括三段式推理在内的至为严整完备的名学理论体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古希腊的口语化“逻各斯”被改造为严格书面语的“陈述”，柏拉图的本体论化的“理式”的纯思被改造为规范性的“范畴”的逻辑。故亚氏的名学理论的推出，标志着渊源于苏格拉底的镜式的表象主义的西方古典的语言哲学思想的真正奠基。

　　因此，西方中世纪重新掀起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语言学之争不过是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讨论的波澜再起。如果说中世纪的唯实论是对柏拉图的语言哲学思想衣钵的继承的话，那么中世纪的唯名论则体现为对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哲学思想的香火接续。然而，无论双方观点的争执是如何的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它们都以名称与事物之间的严格对应为自己理论的前提性规定，都表现出对古希腊的“辞事相称”的表象论语言哲学思想的无条件的认同。其分歧仅仅在于，如果说唯名论更多坚持词的正确所指为殊相的经验之物的话，那么唯实论则更多强调词的正确所指为共相的先验之物。这最终导致了后期唯名论者奥卡姆以“指称”(significatio)与“指代”(suppositio)二分说对唯名论与唯实论二者加以调和，并从中又衍生出了近代哲学家洛克区分“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的“心灵算术学”。而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推出，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看作是对这一旷日持久的唯实与唯名的语言学论争的现代解决。

　　众所周知，罗素对西方语言哲学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为我们提出了一种作为极为精准的“释义技术”的“摹状词”理论。该理论通过一种作为复合性的“不完全的符号”的描述性短语，不仅遵循唯名论路线使指称性语词所隐含的信息更为明晰，使弗雷格称为“空类”，迈农称为“假设实体”的东西在语言陈述中得以消解而摆脱了唯实论的“以名乱实”的危机，而且同时又使唯实论所强调的普通概念对象的意义在语言学中得以捍卫。因此，罗素摹状词理论在西方语言哲学史上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于，它使经验所指与先验所指在表象主义的基础上得以真正统一，标志着一种辞事严格对应的指称理论正式确立。同时也正是作为对这一辞事相称精神的继承，其弟子维特根斯坦为我们推出了一种更为概括性和更为系统的“语言图像说”理论。该理论宣称，名称与对象相应，基本命题与原子事实相应，作为命题总和的语言与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相应，从而整个语言系统与整个本体论系统不无酷肖而如影随形。

　　这样，殆至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发轫于古希腊的西方语言哲学的探索终于走完了其漫漫之旅。不难看出，该语言哲学的历史不断展开的过程也即其辞事相称精神不断彰显的过程。这种辞事相称精神坚持语言的宗旨在于以表象的方式表达了正确的语义，故语言学乃被视为是一种认知性的语义学理论。而作为这种语义学的语言理论，其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直作为经典性规定而被奉若神明：其一，它坚持语言的本质是之于对象内容的指示；其二，它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确定性的；其三，它主张语言有其严格的语法规则；最后，它强调语言应以能指与所指主客式的符合为意义实现的最高宗旨。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这种一直被西方人奉若神明的语义学理论已开始渐遭非议而陷入危机，一种与传统迥然异趣的新语言学理论运动在西方揭竿而起。耐人寻思的是，这种新的语言学理论运动的创立，恰恰是和一度曾是西方语义学传统的最忠实的卫道者、其理论的蔚为大成者——维特根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