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我们上述的分析已经为人们揭示并展现了中西两种风格迥异、性质完全不同的认识论理论。一者是理想的认识论，一者则是日常的认识论；一者的主旨是表象的、绝对的、分析的、符合论的，一者的主旨则是生活的、相对的、整体的、协同论的。而这两种认识理论同时也分别对应着中西两种不同的科学文明：如果说从前者之中孕育了西方基础性的理论科学之鼎盛的话，那么则从后者之中成就了东方应用性的技术科学的灿烂和繁荣。

　　这两种各不相侔的认识观点使我们想到了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间的一场机锋相对的著名争论。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爱因斯坦强调科学必须和任何观察者的存在无关，进而否认认知中的不可逆的、演变的生命概念。反之，立足于东方文化立场的泰戈尔则主张即使存在着绝对真理，它也是人的意识难以企及的。言外之意是，无论我们把实在称作什么，它只是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被揭示给我们的。其观点正像科塔里(D．S．Kothari)所说：“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一种相关的理论框架，就不可能有测量、实验与观察。”2

　　因此，归根结底，这场争论的实质和要害是，在认识这个舞台上，我们人类到底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是观众还是演员?或换言之，这个世界是客观的、决定论的世界，其实质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为我们所揭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的规律呢?还是主观的、随机的世界，其实质是梅隆-庞蒂的精神现象学所提出的内在于生命中的“状态内的真理”?

　　对于这一人类哲学上似乎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的解答颇给人以启迪。他说，“人的科学”(即所谓的“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即所谓的“认识论”)二者并不彼此对抗，反而相互补益。这是因为，“对于异域文化的解释学研究者来说，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发现一种该文化内写下的认识论了。对于确定该文化所有者是否说出了任何引人入胜的真理(按照我们自己时代和地区中的正常话语的标准，难道还有别的标准吗?)来说，最有价值的莫过于解释学地发现如何转译它们又不使它们显得滑稽”。3

　　人们看到，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已开始为我们以极其实证的物理学语言揭示了这两种真理之间相互补益的科学机理。在普利高津的学说里，它把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具有消散性结构的动态的自组的生命过程，即一种具有稳态→非稳态→新的稳态这样一种梭巡于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循环往复运行的巨模控制论系统。在该系统中，“远离平衡条件下的自组织过程相当于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涨落和决定论法则之间的一个微妙的相互作用。我们期望，在某个分叉附近，涨落或随机因素将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分叉与分叉之间，决定论的方面将处于支配地位”。4

　　在普利高津的笔下，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已经以一种生命发生论的方式实现了其有机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不正是为我们揭示出了“真之所以为真”问题的真正归趣，也不正是为我们预示出了中西两种认识论之间的理论和解这一人类认识发展的最终趋势吗?